一个人的路

□内蒙古/王永雄

  事实一再证明，不管是谁，只要敢于做梦，并朝着梦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就总有梦想成真的一天。

  我的文学梦萌芽于我的母校杭锦旗中学。高中的两年内（那时无论初中还是高中，学制都是两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唐诗。可以说，唐诗不仅吸引和陶醉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历经一千多年风雨沧桑的唐诗依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欢、学习和模仿，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她的无与伦比的美妙。先看她的建筑美：方方正正四平八稳（构成唐诗主体的五、七言绝句和律诗中的对偶即对称形式，更是符合建筑学原理的巧妙安排），给人一种稳固牢靠，不可撼动的力的美感；再看她的绘画（意境）美：“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低。流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杜甫)“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山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李白）“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李白）一部《全唐诗》，打开来就是一幅千姿百态万美纷呈的瑰丽画卷；三看她的音乐美：唐诗最讲究平仄声韵，其抑扬顿挫、流畅和谐的准歌词的诗句，无不体现出其非同寻常的音乐特质，而很多诗作在当时就是歌词。唐诗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形成过程中，经过无数诗人的苦心探索和惨淡经营，终于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她的短小凝练、流转自然，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完美统一，是其他任何文学样式所无法比拟和不可替代的。所以，她深深地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男女老幼，也牢牢地吸引住了我，使我自觉不自觉地以绝句、律诗的形式进行写作，并在当时写出了令我终生难忘的两个情节。

  一次作文课上，老师在板书作文题后的括号里补充道：可以用诗歌形式表达。于是我写了一首诗（对我来说，写诗比写散文要容易一些）。大约一周后，作文本发了下来。当我看到老师对那篇以诗代文的作文的批语后，不禁大吃一惊，同时感到万分委屈——批语曰：“诗写的很好。但好的作品应该是我们参考的资料，而不应抄来当做自己的创作。”呆坐良久后，我渐渐冷静了下来：原来，我的诗——竟被误认为抄袭？或许，这是老师为了激励我上进而使用的“挫折疗法”也未可知。我由冷静转为欣喜，由原来只是偶尔写诗（这种写作始于初中）变为经常甚至天天写作，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用来读书写诗了。可惜的是，写有那篇“问题”作文的作文本以及别的诗稿连同一些书籍，在1980年秋我家翻盖房屋时，被突发的洪水冲走了……

  另一次是在1976年夏的毕业座谈会上，我们最后一任语文老师柳正源先生非常郑重地对我说：“要注重两件事，第一，要抓紧时间看病(那时我经常闹病，体质极差)；第二，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对诗歌的爱好。”

  也许是由于写诗过于劳神，上了高中以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高二那一年，情况更为糟糕——我成了典型的病夫：面黄肌瘦弱不禁风，食量小的惊人。记得那时学校食堂供应的主食主要是由玉米面和糯米（黄米）面和在一起做成的窝头（副食是圆白菜熬成的菜汤），那样的窝头有的同学一顿能吃两个（一个大约半斤），我最多只能吃小半个，并且像吃进石头一样，几个小时过去仍感觉那窝头还在原地未动。因此我常常只能吃病号饭：熬得烂熟的小米粥。很多时候我因胃痛、乏力且精神恍惚而无法正常上课。

  有一次得了感冒——对病弱的我来说这真是雪上加霜。吃药后已到就寝时间。大约睡到午夜，我感觉心跳得特别厉害，浑身出汗而且呼吸困难，我想伸手推醒身旁的同学，让他去叫医生，却不料我的手始终没有抬起来——我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刹那间，我忽然意识到生命原来如此脆弱！我大概不会有明天了，哪怕是最坏的明天。我才只有十九岁，就要这样了结了？如果这样死去，我岂不是死的轻如鸿毛？尽管我写了不少的诗歌，但那里面有一首好诗吗？渐渐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灿烂的阳光已照在我的脸上——我还没有完全从昨夜的生死场中解脱出来——我试着动了一下手臂，竟伸屈自如；又用右手指掐了一下左手臂，感觉生疼，我不禁大喜过望：我居然没有死掉！我起床，洗脸——这时，偌大一个寝室（内有东、西两盘各可睡8人的大炕，中间是很宽的走道）只剩我一人——显然，同学们在我醒来之前就已上课去了，他们都知道我已请了病假，所以没有人叫醒我，当然也不会有人知道昨夜我与死神擦肩而过。从那天起，我的病情逐渐好转，终于可以正常上课了。

  那段时间我经常想到一个人，就是唐代诗人李贺，他只活了27岁。李贺的一生几乎全部用于写诗了，其对写作的认真刻苦程度世所罕见。为此，他的母亲常这样说：“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可以说，李贺是为诗而死的。那我为什么不能呢？虽然凭我的那点可怜的“才力”，我不可能成为李贺，但我成为我自己总是可以的吧？

  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母校出发的。

  此后，旧体诗创作几乎成了我的宿命，成了我永远做不完的功课，也成了我最简单、最廉价、最环保、最持久的享受。

  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曾两次参加高考均告失败，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对写诗的热情。因为我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诗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

  “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获”，这是一条朴素的真理。1993年1月，我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流星集》，同年被内蒙古作协吸收为会员。我的作品不仅得到内蒙古作协领导、著名诗人贾漫先生的好评，也得到了普通读者的认可。

  虽然由一个普通农牧民变成“作家”，但我并没有陶醉于自己初步取得的成绩，而是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次出发。

  如果说从母校出发时的我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冀的话，那么这次出发更多的却是破釜沉舟式的慷慨和悲壮。

  毕业回乡后我曾担任过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曾到民办小学任过教，也曾放过羊种过地做过小生意搞过副业……但不管干什么，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空隙有条件，我念念不忘或者说不由自主要做的事情就是写诗。平常看上去什么也不带的我，衣兜里必有两样东西：一支笔和几张折叠成小方块的信纸，一有灵感便取笔疾书，此时所有的工作都要暂停，哪怕正在吃饭也要将碗筷放下……于是，在放牧的草场上，在劳作的田间地头，在颠簸的长途班车上，在火车上，在旅馆里，在餐桌前都有过我奋笔疾书的情景，期间不知招来多少异样的目光和尖刻的嘲讽，我没有在意也无暇顾及。一天在一家小饭馆用餐，突发灵感，于是赶忙拿出纸笔进入状态。餐馆老板见状问道：“你吃饭还记账？”我点头表示肯定。老板定定地望着我，目光里满含着诧异和不解。但我对他的表现完全理解：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作为一个生意人，如果说他也有需要动笔的时候，那便是记账。他万万想不到除了记账之外，还有（或者说还应该有）别的写作。那一刻，我不知为谁，为什么感到一丝悲哀。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他们工作或劳动首先就是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获得直接的利益。我的妻子就曾多次问过我：“出一本书能赚多少钱？”我只好说出一个足以让她满意的数字。等到诗集出版发行，发现赚得的款项远没有达到先前对她讲过的数目时，终于怒不可遏，不管我怎么解释都难以消除她心头的块垒。于是冷战开始了，于是冷战升级，于是……

  我曾多次冷静地思考过我的家庭及我的事业的现状和未来。从妻子的角度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妇女，她想尽快发家致富，过上她心目中的幸福生活的愿望不仅是正常的，也是正当合理的。问题在于，我能尽快给她这样的生活吗？她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毫无兴趣，更不会明白“我们整部的文学史，不是殉教者列传，就是苦役囚犯的名单”（赫尔岑语）里所蕴含的深意。再想想我们的文坛先贤们，从屈原贾谊司马迁到李白杜甫曹雪芹，哪一位不是凄风苦雨伴终生？那样杰出的文学天才尚且如此，我算什么？我的境况又会怎么样呢？尽管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我写的那些东西能够进入市场吗？即使进入了，一斤又值几文钱呢？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但转瞬间又恢复到我向来的坦然与决然——我早已做好了应对一切狂风暴雨酷暑严寒乌云华盖白眼黑枪的思想准备。于是我做出了平生最痛苦也最艰难的选择——离婚。我当然已经想象过一个无家可归者可能的境地：漂泊无依，四海为家，露宿街头甚至客死他乡——但为了我的已经圆了一半的文学梦，为了神圣的文学事业，为了美轮美奂到无以复加的中华诗词，也为了她（我的妻子）的自由和幸福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于是，1994年秋，我与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的结发妻子友好分手。

  为了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我于1995年秋来到首都北京，在西郊石景山区住了半年后，于1996年5月经朋友提议又转到京南十渡赁屋而居。位于拒马河边的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有“北国的桂林山水”之美称。本人后来曾作《十渡》一诗曰：“碧水流如玉，绿风吹尽愁。三春游不够，更作九秋游。红叶开心药，白云载梦舟。重阳尤可醉，仙客岂难留。”（见《唐风》）如此境界，难怪我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

  我所租住的是十渡镇一个名为“西河”的小山村一户杨姓人家的四合院。约二百平米的院子只住我一个人，显得十分宽敞和幽静。两棵高大的槐树，一棵杏树以及一些藤本植物和不知名的花草时时向我呈报着大自然的讯息。高达两米的石砌围墙和严丝合缝的双扇铁门围成的小小世界，竟也不失蜂飞蝶舞鸟语花香。

  大槐树上的喜鹊还有嗓音洪亮的蝉儿不时向我发表谈话，以显示它们的演讲才能，或者干脆就是要告诉我并向我炫耀：众口传诵的佳句“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其实写的就是它们和它们的领地。

  西厢房北边的外墙壁上，房东杨老先生曾经指点给我看的当年侵华日军放火焚烧的痕迹依稀可辨，似乎在向我诉说这座年代久远的老房子的沧桑和不幸。

  回到屋内则是另一番情景（因整个院落低洼潮湿，所以成了喜湿生物的乐园，屋外除了冬季，外墙半米以下都长满绿苔，地上就更不用说了），无论外屋还是里屋，最常见的景观是蜘蛛和蜘蛛网。

  一天上午，伏案写作的我听到时断时续的“沙沙”声，似乎就在室内。起初没太在意，但这种“沙沙”声越响越勤而且似乎越响离我越近了。我不禁放下手中的笔开始搜寻，竟发现书桌上方的墙体与顶棚相接处，一只巨大的蜘蛛在爬行——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蜘蛛，约有小酒盅那么大！这下我可有些着慌，怎么办呢？如果这是一只有毒的蜘蛛就更为可怕。蜘蛛王（这一称呼对这只蜘蛛来说可谓当之无愧）停止了爬行，难道它已意识到我发现了它，并要设法对付它？但怎么对付这个庞然大物呢？将它消灭掉，比如用外面放着的铁锹拍死它？又有些不忍。况且，那样会使我的书桌上的报刊书籍诗稿文具等乃至整个屋子变得污秽不堪且难以收拾。想来想去，觉得还是用一种温和的办法将其请出去合适。我拿了铁锹，将锹头慢慢伸向了蜘蛛王，试图让它爬到铁锹内，我好送它出去。不料铁锹刚刚伸到跟前，它就以极快的速度下坠，坠到离桌面约一尺高的地方停住了（在探手可得的机会面前我却显得手足无措——我担心它会咬了我）。停了大概几秒钟，又以极快的速度攀着它下坠时用的自产的“绳索”上去了，我十分真切的看到了那条不像蛛丝倒像“宽带”的泛着淡蓝色光泽的奇异绳索！我故伎重演，它下——上如旧……终于，我想出了一个这位蜘蛛王做梦也想不到的高招。蜘蛛王不是一遇到威胁就下坠，并下坠到我伸手可得的位置吗？那我何不用“请君入瓮”的招术呢？于是我找来一个大号塑料食品袋，再次引诱其下坠——蜘蛛王果然中计，待它下坠到适当的高度时，我迅速用塑料袋兜住它并立即收紧袋口，快步出门（那条“宽带”被扯断时居然发出了响声）将装有蜘蛛王的塑料袋扔到西墙外（西墙紧靠着山脚）——这段较量持续了近一个小时。

  某夜，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我忽然听到屋顶有很响的摩擦声，向上望去，随着摩擦声响只见纸糊的顶棚在波动，很像是长条形的东西在爬行——蛇！我猛然想起几天前骤然进入房间的那条足有3尺长的大蛇。那蛇在地上爬得飞快，而且竟能上桌!将外间桌上的水杯打翻后又上了南边的窗台，将上面放着的一个盘子带落到地上。我趁机走出门外，到邻居家请教，看有什么法子把蛇弄出去。邻居告诉我，只要门开着，蛇很快会自己出去的；若未出去，可用煤夹子将其夹起送出。当我返回再去寻找时，却再也没有找到那条蛇——是不是钻入顶棚里了？因蛇是喜欢吃老鼠的，而我住的屋子的顶棚内时常听到老鼠们在嬉戏吵闹——更令我担心的是，深更半夜的，要是这蛇因纸质顶棚不能承受其重量而坠落到床上，那可就糟了！所幸的是随着声响的减弱和消失，顶棚复归平静。我猜想可能是与顶棚相连处的墙体上有洞，蛇顺着洞爬下去，爬出去了。

  有时我不由得细数起我的领地里的动物来，计有：蜘蛛、蚂蚁、蟋蟀、壁虎、蝴蝶、蜜蜂、苍蝇、蚊子、蛾子、老鼠和蛇，如果再有一些大一点的，我这里不就成动物园了？

  1998年夏季的一天，由于手头拮据，我忽然想到了打工。恰好十渡地区拒马河上的几座桥梁被洪水冲毁，我住的村子边上的那座坏桥正被拆除重建。于是当天下午我让房东带我去见施工负责人（没有当地的熟人介绍，我作为一个陌生的外地人是不会被接受的），听了房东的介绍，那人端详了我一会儿问道：“你能干活儿？”我当然明白也理解他对我能否干重体力活所产生的疑虑：一个瘦弱的读书人怎么能干得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呢？我当即表示先试用三天，如不合格，三天白干。碍于房东的面子，那人终于答应试试看。次日早晨我来到工地，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用铁锹往手推车里装被破碎了的做混凝土用的石料，速度要快，不能让手推车久等（另有专人推车）。手推车共三辆，装料的还有一人。我们俩分别于车的两侧同时上料。我未曾想到，那经过碎石机破碎的石料有棱有角，铲起来十分费劲。不到一个小时，我的两只手虎口就相继开裂流血。好心的工友看到后劝我：“快别受这份罪了。”我一笑置之，用手绢擦干血迹照干不误——我既不能给房东丢脸，又不能失去这份工作。那天，我第一次深切的感受到什么叫“汗流浃背”，什么叫“精疲力竭”。晚上收工回到住所倒在床上，我觉得自己已经死去一半了。约两小时后，终于缓过劲来，起身做饭，餐后就寝。

第二天准时上工，丝毫没有懈怠——第三天快收工的时候，那位施工负责人来到我面前，伸出两个大拇指对我说：“你真行！我原以为你连半天都干不下来呢！我们这个工程计划两个月完工，你的工资从第一天算起，和别人一样，每天18元。但从明天起，你不必像前几天那样玩命了，要注意安全。”

  玩命？对，当你别无选择的时候，就是要“玩命”。两个月后我足额领到了工资，共1080元，那年秋冬季的生活费用足够了。这段打工经历让我进一步明白了这样的道理：这人世间，没有绝路，只有绝望。当看似四面都没有路的时候，很可能四面都是路。

  北京的十年（自1995年秋至2005年秋），虽然有过窘迫，有过艰辛，但毕竟是宝贵的十年。十年内，我不仅阅读了大量的报刊书籍，而且创作的诗歌约有万首之多。如此巨大的收获怎不叫我抚今追昔饮水思源——多少年来看似踽踽独行的我，其实并非孤军奋战。在我的身后，是声名远播富甲天下的鄂尔多斯福地，是古道热肠乐善好施的鄂尔多斯亲人，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亲般可亲可敬的热土——杭锦草原……返回家乡的第二年（2006年），我的第二本旧体诗集《唐风》问世；2008年又出版了第三本旧体诗集《鄂尔多斯四季歌》。当时我不禁想起写于正在“做梦”时的1991年的一首《呼啦圈》：“青城男女舞春天，挽起彩虹任意旋。天上星辰圆是路，人间何事不能圆？”（见《流星集》）

  前述三本诗集从创作修改到整理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年。三十年漫长的岁月，我基本上都是在“不正常”状态中度过的。在别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境况，对我来说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诚然，对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我们而言，华衣美食是可爱的，豪宅名车是可爱的，权力地位是可爱的，灯红酒绿是可爱的，但我更爱文学，更爱诗歌，这绝不是单纯的嗜好（也许最初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位优秀的作家，一部优秀的作品所承担的使命和所释放的能量是任何现代高科技手段所无法精确计算和称量的。想想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光焰万丈彪炳千秋的绝妙诗篇（据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传遍了全世界），我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