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关中平原最东端，那里是平川与高原的结合处，它南依高原，北面一马平川。一到冬天，来自北地的寒流就长驱直入，冬天还是很冷的，可那时的我，却很少感到寒冷。

那时的冬天，雪似乎特别大。

那是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异常明亮的天花板和煞白的窗户纸，就知道外面下大雪了，这让我们姊妹兴奋不已。因我们还都未到上学的年龄，所以早上并不急着起床。

我们都蜷缩在热炕上，只把头露在外面。我们一边透过门缝看外面棉被似的大雪，一边赞叹。太姥姥进屋来了，她一边帮妹妹穿衣服，一边跟我们说话。

“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呢？”我问。

姥姥想了想，笑着说：“因为雪要跟地上的娃娃玩耍呢。”然后，认真地看看我，用手摸一摸我的头，又拍拍妹妹的脸蛋。

“为什么雪是白色的呢？”妹妹似乎发现了新大陆。

太姥姥略一沉吟，郑重其事地说：“因为它是云的娃娃。”

这让我们异常激动。说话间，太姥姥已经帮我们全部武装好了。于是，我们就蹦跳着，到院子里玩耍去了。雪厚时，我们总要试一下它的深度，我们会找到雪厚的地方，争着一脚踩进去，看看谁的鞋子和裤腿陷进去的多。这样的举动往往会招来母亲的责备，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的兴致。

薄雪则像一张轻盈的羊毛毯子，盖住大地。我们喜欢在地上踩一串脚印，有时，我们就用小木棍儿画画或写字，有趣极了。

最温馨的往往是夜晚。那时，冬季吃食的品类很少，好在母亲隔三岔五地就能炒上一锅带壳花生给我们吃。母亲的厨艺没什么特点，炒花生却是一绝。花生是自家沙土地里种出来的，母亲总是很耐心地用沙子搅拌着炒熟炒香。闻到花生的香味时，我们姊妹都会安静地坐在母亲的屋里等待，等我们的口水要流下来时，母亲热乎乎的炒花生就端进来了。黄昏时分，我们一家人围着火炉，开始剥花生吃，边吃边聊。外面是铺天盖地的大雪，屋里是围炉坐着的一家人，别有一番风味。大家边吃边聊，有时就只剩下剥花生壳的窸窸窣窣的响声，悦耳极了。不久，就能看到满地浪花一样的花生壳。

最好玩的是溜冰。冰面都是村里调皮的男孩子们造出来的。他们总是选背阴雪厚的地方，在那里堆上更多雪，沿着路面的走向反复踩实踩光，慢慢就形成一道光滑的冰面，于是孩子们就都玩起来了。滑冰并不是唯一目的，看各种摔倒的样子才更有趣。那些最爱逞能的，往往闹的笑话最多。后来才知道，这并不过瘾，最过瘾的，是从村后的那道坡上滑下来。

那坡大约有一二百米长。大孩子们玩滑坡，往往是不会叫上小孩子的，等我们知道哪里能滑冰时，那坡中间，往往已被大孩子们滑得溜光了。

那一次，我们跟着大孩子们，来到坡上，有人打一声唿哨，大家便一个个像下饺子似的滑了下去。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放低高度，蹲在冰上，往前挪两步，正害怕呢，忽然“哧溜”一下就滑起来了，那种风驰电掣的感觉，现在似乎还能感受得到。

有人滑着滑着，就摔倒了，于是干脆躺着溜下去。

“我飞起来啦！”

“我飞到天上去啦！”

“我长了翅膀啦！”

空中都是孩子们欢乐的笑声。遇到平一点的坎，大伙的速度就会慢下来，前前后后拥作一团。接着，后面的用脚推着前面的背和屁股，慢慢挪到陡峭的地方，于是，呼啦啦又滑起来了，前呼后拥，好不热闹。

有时，也有人会栽跟头，但从没有玩哭了的，更没有谁摔坏的消息。

真正感觉有点冷的，只有一次。那是初中求学阶段，住校生的食宿很差，住的是泥砌的大通铺，吃的是自己从家背的蒸馍，学校只提供开水。

但也有例外。每年下雪的日子，开水房总会熬一大锅苞谷糁，给学生娃喝。愿意搭灶的，拿来自家的苞谷糁子，交到灶上，就可以到灶上，排队舀熬好的苞谷糁喝。

记得有一次，我下课后到宿舍拿了自己的大饭缸，就去排队打饭。因为下课晚，当我去排队时，才发现冰面上，已排了长长的队伍。按经验，我前面的人打过饭后，轮到我应该就没有了，但我还是怀着一丝希望，排在了队伍最后。

一阵冷风吹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当我终于排到锅边时，却发现那口大锅里的饭已经被舀净了，我只好提着空饭缸离开，准备走到打开水的水龙头旁边，打一饭缸开水回去泡馍吃。谁知，拧开开水龙头，却并没有水流出来，原来开水也没有了。

我失望极了，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宿舍。恰好我的好朋友刚泡好馍，准备吃饭，饭缸里还架着一些她妈妈做的小菜。我咽了一口唾沫，准备从包里拿出馍吃。她看到了，大声问：“哎呀，你没打下饭呀？开水也没有了？来来来，我还没吃呢，给你倒一半，咱们一人吃一半。”她似乎很开心。

“不了，你自己吃吧。”我推辞。

“把你的饭缸给我吧！”她笑嘻嘻夺过我的大饭缸，倒了一些给我，上面的小菜刚好全折进我的饭缸里，我要夹给她，她说：“我还有，我从瓶子里再夹一点，你吃你的。”

暖乎乎的饭缸，赶走了我的寒冷。

冬天应该是寒冷的，但因为生活有乐趣，心中有爱，所以再冷的冬天，也是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