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西作家王芳的最新作品《戏中山河》（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4月），从文体上来看，应该算是一部“跨文体”作品，散文风格、随笔写法，个别篇章还具有小说的鲜明特点。王芳用这样的文体，书写了与山西有关的十部经典戏剧。这与她之前创作的报告文学、散文相比，无论是在题材的选择上，还是在体裁的自由运用上，都可以看作是王芳创作上的一次新尝试，或者说，是她创作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戏中山河》选择了十部戏剧——《赵氏孤儿》《单刀会》《西厢记》《珠帘寨》《两狼山》《玉堂春》《游龙戏凤》《忠保国》《宁武关》和《柜中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按照故事发生时间进行排序，朝代从春秋到明末清初，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多年。这十部戏剧在中国戏剧史上都是“流芳千古”的名剧，也都是挂在百姓唇边上的“生活戏文”。

王芳为什么要选择这十部戏剧进行深入剖析呢？她在类似后记的“结论——我到底写了什么”中是这样说的，“这些戏中事都发生在山西，这些戏中人生长或成长在山西，山西的山河与此紧密相连……这些剧目传递出来一种历史价值观。这样的历史价值观，通过戏传递出来，也可誉为山西精神”，随后她又补充说，“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这是定论，饶舜禹在此建都，黄帝与蚩尤争夺盐池在此大战，这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由此可以看出来，作为一名深谙戏剧的山西作家，王芳始终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精神与清晰的历史意识。

二

王芳对十部经典戏剧的“解读”，大体上分成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对“文化价值”的解析；另一方面是用“考古精神”深入“故事发生地”，把自己化作“戏中人”，通过细致研读去还原“历史现场”。

研究这些历史戏剧首先要过第一道关，要让读者对这些经典剧目有个大致了解，也就是要有一个“内容梗概”，必须提炼得极为浓缩，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王芳做得驾轻就熟。比如关于《赵氏孤儿》，她用极为简练的几个字进行了高度概括——“程婴舍子，公孙杵臼、韩厥舍生取义，孤儿复仇。”单凭这一点，完全可以信赖作者的进一步阐述。其实，一部作品的优劣，常常在于细节，一个微小的细节，往往能够“窥全豹”。

王芳对这些经典戏剧的分析，第一步就是拉长宽度，尽可能地铺展开来，所以她采用“闲笔”一拽的办法，一下子就“拽”到了国外。她是这样说的：“有个人引爆了‘赵氏孤儿’热，他叫伏尔泰，他于1755年根据中国《赵氏孤儿》改编完成了他的剧作《中国孤儿》。而伏尔泰这位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为什么会写《中国孤儿》呢？这又要追溯到一个人身上，这个人便是传教士马若瑟。”

有了这样的书写宽度，随后即可采用“大写意”画法，进行“肆意涂抹”，让分析的触角继续去“挥洒”——“马若瑟在中国住了三十余年，最后选中《赵氏孤儿》，一是因为涉及国家民族大事，二是文体高雅，带有悲剧气氛还有英雄气概，符合法国人欣赏习惯。那时候的中国，正是乾隆年间，大清王朝最后的烈焰，它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一个庞大的花团锦簇的世界。这个悲剧正是了解中国精神的一个端口。”当“大写意”完成之后，作者便开始用严谨的“考古精神”，去分析中国戏剧在“文化价值”方面的重要作用。

看得出来，王芳在《戏中山河》写作之前，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历史阅读，也正因为有了对历史的充分了解，她才能在《左传》《国语》《史记》之间进行有效对比，才能寻找到发挥自己观点的支撑点：“赵氏孤儿”发生在春秋时期，而且主要是出自《史记·赵世家》。

在阅读《戏中山河》的过程中，王芳总是给我以出其不意的感觉。本以为作者应该沿着这条线索继续深挖，可是没有想到，此时她却笔锋一转：《史记》内容与戏剧剧情有些出入。也就是说，一边对照史书，一边还要“照顾”戏剧的剧情；一边要进行“考古”，一边还不能深陷其中，因为毕竟不是考古，而是分析研究剧情的文化价值。王芳采用这样的写法，实际上也是在给自己出难题，因为一旦把握不好，极有可能滑到另外领域中。但也正是这种挑战难度的写作，才是作家充满乐趣的写作。

最初阅读《戏中山河》，本以为会是一场异常艰难的“阅读之旅”，在我以往的印象中，只要与古典有关，作者大多要引经据典，从而变得艰涩难懂。王芳不，虽然她也在古典书籍中穿梭行进，但绝不艰涩，她一定要让读者阅读起来变得舒畅，变成一次跟随作者同行的“考古”。

王芳在历史文献的加持之下，沿着《赵氏孤儿》线索，同时紧紧把握“戏中山河”的写作姿态，始终保持着极为简洁的叙述风格，读起来绝对没有“掉书袋”的感觉，而且思路非常清晰——司马迁写得跌宕起伏，精彩至极，所以《史记》才会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左传》相对严谨，因此常被认为是信使，《左传》中的此事记载，又与《史记》相差甚远；后世认可《左传》，是因为其他史书皆采用这个说法，而《史记》是孤证，而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里则是采用了《左传》的说法。

通过《赵氏孤儿》这部戏剧，再通过《赵氏孤儿》在三部史书中的文字记载，最后再把三部史书对此剧的“认定”进行对比与分析。这一切显然不是作者的“随意之举”，而是“故意为之”。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下一步的文化阐述，奠定历史层面的理论基础。

王芳的“考古精神”，除了在史书中进行“文字考古”，还要在大地上行走，她在发出了“赵氏孤儿到底发生在哪里”的自我问询，随即将“问询”地点选择在曲沃晋国博物馆，她要在这里寻找晋国都城的真正所在。在貌似“随意”的问询中，作者绝非心血来潮，而是始终借助古籍的指引——按《史记》记载，“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97年。《水经注》《毛诗谱》《山西通史》都说到了晋国“五都五迁”的历史。

如何看待经典戏剧的文化意义，是作者王芳书写《戏中山河》的终极目的。因此在经过一系列分析研究之后，她最后为《赵氏孤儿》定下基调：“复仇已经变得不是主题，大义深植人心。”并且按照剧情，进一步讲道，《赵氏孤儿》中的赵武不是主角，为赵武的生而选择赴死的程婴等人才是主角，他们传达出来一种精神，一个生命在正确历史价值面前的赴死方式，决定着精神的崇高、正义地抵达。让人们记住的是精神——忠义精神。

三

如何分析街头里巷中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哼唱两句戏文的剧目，如何在民间的“俗”中挖掘出来艺术层面上的真正的“雅”来，是考验作者艺术功力的一道大题。为此王芳可谓是“煞费苦心”。为此她在开始讲述分析《西厢记》之前，做了很多极为浪漫的艺术铺垫。她是这样讲的，“但人类站在河边咏叹，而那苍苍蒹葭也站立成三千年的背景，伊水顺水而游至水中央时，便有一份爱情从高山大河中冉冉而出。黄河蕴藉着千万年的等待，而普救寺的梵音更是在寂寞中落尽秋风夏雨。”

除了浪漫铺垫之外，她还在讲述“张生”之前，犹如说书人一样进行艺术氛围的渲染，“一袭青衫，拘谨而阳光地站在普救寺下，此时，历史的长河与黄河是重叠的”，随即话题一转，“张生此时住在普救寺”。当完成这一系列的艺术铺垫之后，她才开始按照剧情讲述大家心中熟悉的故事，并且再次发出更为浪漫的感叹，“千年来，多少人在心里竖起一道粉墙，多少人在心之寺庙里画下一个玉人，那一刻的张生并不知道，这一幽会将开启新的生命。”

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便有“修辞立其诚”之说，这是一种东方美学观点，或者说是作文的一种艺术立场。

解析中国经典戏剧，首先解析者要建立自己的文化立场，而建立的根基就是要用诚实的心态，老老实实去做基本功。作者王芳自己大概也不说清有多少次跟随考古队来到考古现场的经历，或是自己来到博物馆等地的细致思考。正因如此，她的抒情或是感怀，来自多少年以来所积淀的“考古精神”。解析《西厢记》也是这样。她多次来到普救寺实地走访，还要与当下相连，所以才会发出“故事淡成背景，可是眼前的建筑却是来自现代”的感叹。王芳心中非常清楚，假如只是书写戏剧历史，只是书写阅读后的心中感慨，《戏中山河》的意义将会大打折扣，最主要的是应该通过岁月留下的经典戏剧，更多地去呈现中国戏剧所内涵的文化价值。

比如王芳通过《西厢记》中的“西”字，开启“考古功力”，去讲到更加广泛的“西”之意义。她从中国地形的西高东低，到中国古代的五宫之说；东西南北中，南卑北尊东阳西阴，西阴之地除了寒冷，还因与阴阳乾坤相连，又多为女性住所，当把女性安顿在西边，（或称西屋，或称西厢）……那么发生在西厢的故事，也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文化意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撇”，看似“撇开去”了，其实根本没有脱离，对读者深入了解《西厢记》，带来特别意义的文化思考。

王芳书写《戏中山河》，之所以读来能够引人入胜，还在于她动用了太多的写作手法。比如在《苏三起解》中，她便动用了“小说手法”，作者“潜入”戏剧人物的体内，化成“苏三”，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进行书写。

“苏三离了洪洞县”，这句唱词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可是离了洪洞县，苏三将要踏上怎么的路程，却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知道的。就在读者以为作者开始引领读者进行路程考察时，她又卖了一个关子，开始另外的“知识普及”，就像之前所讲的，她总是在最吸引人之处，陡然一转，去另辟天地，最后才去开始真正讲述。她的“起承转合”总是在意料之外，但又合乎情理。

比如在“故事发生地”洪洞，关于“坐牢”的知识普及，让不了解这些知识的读者，读来津津有味。因为古代监狱牢房“每一间要关十几个人，无窗，黑乎乎的，窄小，虽然有炕，却难以躺下，只能坐着，所以古人称坐牢”；还有关于古代监狱的其他知识，“狱墙高六米，厚一米一，最厚的南墙达一米七，灌满流沙，打洞逃跑是不可能的。”

围绕着《苏三起解》，不仅说到古代监狱、还要再说到古代法律。从《秦律》《汉律》《新律》《唐律》《宋刑统》，再到苏三所处时代的《大明律》，五刑——笞、杖、徙、流、死；法律的十恶、八议、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工律等四百六十条等等。

王芳《戏中山河》的写作，始终依靠实地采访，以及县志、历史文献还有相关研究文章来作历史钩沉的根基。所以读来扎实、牢靠。

四

清代文学家姚鼐提倡文章要在“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才能做到三者相互作用，才是真正的“做学问”。

王芳在《戏中山河》中，调动了各方面的知识储备，对元杂剧的批判现实以及剧情背后所散发出来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审美，全都做了细致的文化剖析，并且动情地站在山西作家立场，发出令人敬佩的感叹，“……元杂剧创作者山西人占了大多数。山西地域文化深厚，地理特殊，滋养或孕育了中华戏曲，也为中华戏曲存留奉献了厚重力量。”

正是具有山西作家历史传承的强烈的责任感，所以才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创作之路上，王芳还会继续秉承这样的作家意识，创作出来更加优秀的文艺作品。

——选自《西部散文选刊》微信公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