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后来离开了塞上，但一生也没有走出土炕的影子。

我在《光明日报》当驻站记者时跑的还是乡村。北方的村庄孰能无炕？新闻就在炕头上。虽然《光明日报》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以高端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我的这些炕头新闻仍然敢与都市新闻一拼头条。

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山西苛岚县保护区采访，回来时遇大雨。那时出门没有什么换洗衣服。进招待所后衣服拧一把水就放在炉子上去烤，再往灶膛里加一把火，人就直接钻到炕上的被子里了。两个县委通讯员也光着身子陪我说话，不知怎么就说到农村教育上去了。说现在的教材是为考大学设计，而农民子弟考大学很难，就干脆连初高中也不念了。县委认为应改革现行农村教材和教学体制。我一听，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在炕头披着被子就着炕桌，让他们继续说，随即整理成一份“群众来信”内参稿，立即发报社。一个月后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我回报社值班。一天中午，报社教育部的朱主任突然推门进来，高喊：“今天咱们报纸可露脸了！上午全国教育会议闭幕，请万里副总理到会讲话。他说，我就不讲了，这里有一份《光明日报》的群众来信，我念一下，这就是我的意见。”万里念的正是我写的那个内参。第二天，内参公开登上头条。有谁能想到，那稿子来自一条山中雨后的热炕头上。小炕头直接连着大会堂。

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是从农村开始的，风起青萍之末，春江水暖“炕”先知。改革大潮，“炕上窥变”可见一斑。

一九八〇年我到山西五台山下忻州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这里出了一个奇人叫岳安林。他在“文革”前就考上了清华大学，因为出身不好又被退回到村里。我本以为我们从京城到塞外已经够委屈的了，没有想到还有更不公平的事。但岳很淡定，回乡之后于“文革”的乱烟之中，居然静心研究农村科技。有点左宗棠落地还乡后再不读经书，而修农、水、地理、军事等实用之学。他还自修了两门外语。等到乡村经济的旧体制稍有松动，他就承包了公社养猪场，一年扭亏，并创造了一套科学饲养法，用华罗庚优选法设计饲养流程。我是在猪场的大炕上采访他的。共三间房三个大炕，一间他住，炕上堆满了饲料麻袋和书本；一间炕头上烧一口大锅，兼做粉房；一间火炕的温度严加控制来做菌苗实验（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温箱、冰箱之类的东西）。我惊喜于这个“深山藏古寺”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发现。在这个猪场的土炕上住了几天，写了一篇《一个养猪专家的故事》，见报后收到五千多封来信，有不少人直接背着行李来取经。岳随即办了一个炕头养猪培训班，一下轰动全国。他本人也被破格从农民转为国家干部，直接任职科委副主任。有趣的是许多来信说，他们是在生产队饲养院的炕头上读到这张报纸的。还有人是去走亲戚，见到这张报纸时已经被倒着糊在炕墙（俗称炕围子）上。他是趴下身子头贴炕面，侧身读完并抄下全文来的。这篇稿也获得当年全国好新闻奖。

还有一篇头条新闻是写农民怎样自觉投入商品经济的大潮。当时农民苦于极左体制久矣，穷不堪言，苦无出路。晋南一个叫朱勤学的农民，躺在炕头上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听到北京市面上芝麻酱缺货。而当地盛产芝麻，他便做了一小罐样品，进京叩门问路。没想到一次成交，订了几个火车皮的货，带动全村一夜致富。真是，谁言三尺炕头小，春雷滚滚炕洞中！

还有两个炕头人物，不能不表。山西神池县，为高寒风沙之地。山大沟深，去的记者很少。我曾进山在炕头上采得两个大写的人物。一个是乡村女教师贾淑珍。十七岁嫁到这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小山村里。这里交通极不方便，到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通车，吉普车开到山脚下，我们手脚并用爬山而上。这个地方派不来教师，而孩子们也没法走出去上学。贾就在自己新婚后的炕上办了一个炕头小学，找了一块杀猪案板，从炕洞里掏了一把烟灰刷一刷就是黑板。这一办就是二十五年。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子因为有了她再没有一个文盲，全村三十岁以下的都是她的学生，还出了两个大学生，几个中专生。她自己有三个孩子，每次坐月子只休息七天就上课。她的孩子在不会翻身时用两个枕头压在炕头上，会爬时就在墙上钉一根绳子拴着。再大一点就下地扶着炕沿走，看炕上的小哥哥姐姐读书。直到我去的前三年，村里面才为学校盖了三孔新窑洞。但仍然是在炕头上教学，有四十二个学生。我说给大家照张相，孩子们就一窝蜂地跳下炕，争着在地上找自己的鞋。我盘着腿在炕上采访，窗户上有一盆红色的石榴花儿。窗外一只大红公鸡，隔着玻璃咚咚地要啄吃那红花绿叶。公鸡、红花，一群叽叽喳喳的娃娃。到哪里去找这样的炕头授课图？这就是中国的乡村教育。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又逢一年一度的高考，全国的应届考生已是一千万。传媒总是热心报道那些大城市里赶考的壮观场面，关注出了几个高考状元。有谁知道这深山里还有一所炕头小学，还有一个将青丝熬成白头的乡村女教师呢。正是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农村教育的大梁。

还有一位更神奇。这个县有个八角村，一个农民在六十五岁那年组织了七个平均年龄已经七十一岁的老汉，进山栽树。我采访时他已经八十一岁，先后有五位老人已经离世。十六年，这七个老人共打起了三十六座土坝，绿化了八条沟，仅去年间伐树木的收入就为全村每家买了一台电视机。说到水土保持，我们立即会想起那些大水库、国家防护林，而在这里我真切地看到他们手植的绿柳白杨已经淤积了两米多高的泥沙。近几十年来黄河下排的泥沙量已经减少了一半。有谁想到这其中还有几个乡村野老之功呢。

最感人的还不是数字，而是在他炕头的一席谈话。他的小院共有三间房，老伴去年已经去世，现就剩下他孤身一人。那天我们盘腿坐在正房的土炕上聊天。老人赤脚布衣，满脸沧桑，却笑声朗朗。手中拿着一杆晋北农民常用的铜头长身烟杆儿（比前面说的河套羊棒长约两倍）。他说：“我就是栽树的命，老伴走了，女儿接我进城，我不去。”一边又用烟杆敲着墙说：“我的棺材已经备好，就摆在隔壁的炕上，哪一天树栽不动了，躺进去就是。”然后点上一锅旱烟，慢悠悠地喷出一口白雾。我大惊，这等以命相许的故事，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三国演义》里庞德大战关羽，身后抬着一个棺材，历史上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带棺西行。可现在，我却在一个普通农家的炕头上，听着这位八十一岁老农以烟杆敲墙说棺材，笑谈生与死。谁说农村炕头上尽是些老婆娃娃、芝麻绿豆的事儿，且听一个劳动者怎样谈生命的价值。老人姓高名富，我建议县里为他和这个群体立一块碑，并当即为报纸写了一稿《青山不老》。二十五年后这篇文章收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现在已经使用了三十多年还印在书上。其余在炕头上采访过的农村英才、奇才更不知多少，多为农村医生、农技师、乡间知识分子等等。一次在晋南曲沃县的一个乡村私人小医院里竟碰到一位曾为一个木匠成功做了断指再植的农民医生。时我正有小病，就以身试刀，躺在他的土炕上住了七天院，然后完璧返城。

等到我退休之后，再不为记者的使命所累，而因文学采风做乡间自由行时，仍见炕生情。在陕北旅行，几乎每一个炕头上都有动人的故事。彭德怀率军与多于我十倍的敌军周旋。他躺在窑洞的土炕上，听着头上胡宗南士兵的脚步声，却临阵不慌。沙家店战斗，一口吃掉敌人三千。而在佳县窑洞里的一个土炕上，毛泽东深夜工作，饿急了，只好拿红枣充饥。第二天，警卫员收拾房间，只见地上满是枣核和烟头，而炕桌上却有一篇新写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西北坡村的小土炕更是神奇，毛泽东从这个炕头上发出了190封电报，指挥了三大战役。这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再具体一点说是最后一个土炕指挥部。当时的五大领袖：毛、周、朱、刘、任，全是南方人。他们小时也都未睡过土炕。然自南方兵败之后长征北上，转危为安，节节胜利，盖因睡土炕而接地气乎？神奇的土炕，真是“既能下得厨房，又能上得庙堂”，小戏、大戏都能唱。

有一年我到青海湖边采访王洛宾的旧事。高原气候寒冷，虽是盛夏仍然要烧炕，我是盘腿坐在土炕上完成采访的。当年王洛宾就是因为在一个车马店的土炕上，看着灶口的火光，听着老板娘美妙的歌声，一念心动留下来采风，才有了那首名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盘腿在炕，口问笔录耳听，面前的尕妹子唱着一首又一首的“花儿”，好像泉水淙淙，永远也淌不完。外面微风过野，雨声潇潇，你不能不承认这大炕就是一张生发艺术的温床。我又想起民歌里许多与炕有关的唱词：“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而李季、贺敬之这些大诗人更是直接从土炕上走出来的。李诗：“崔二爷怕得炕洞里钻”，贺诗：“米酒油馒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这些诗句从娘胎里就带着土炕味。我去看过中国最东北端的大炕，不但大而且还有俄罗斯壁炉的味道。而我看到的最大之炕要数南疆的民居土炕了。一间屋子里，炕就占了一大半。全部待客、宴请、喝酒、唱歌、吃手抓羊肉等，都是在炕上举行。幸亏我炕上生炕上长，会盘腿坐炕，由此也与维吾尔族老乡拉近了感情，听着《十二木卡姆》欢快的弹拨乐声，心都快要飞了起来。炕上铺着大红毯子，三面墙上都是五彩壁毯，斑斓夺目，你如置身在卢浮宫中。

中国的大炕从黑龙江一直铺到西藏，真是一炕跨东北、华北、西北，过中原，下西南，温暖了大半个中国。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土炕养育了多少中华儿女，书写了多少惊天动地的篇章。

——选自《十月》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