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一到过年前后,只要篮球场，办公楼下锣鼓一响,我们就像出巢的小鸟，不约而同地飞出家门。踏着地上咯吱咯吱的雪花跑去看扭秧歌。庆幸的是我和安春也在秧歌队里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

四年级那年，我和安娜参加了矿里的秧歌队。像往年一样,由时英爷爷组织排练秧歌，为的是从年后扭到元宵十五。当时春蛋妈在腰鼓队里,听说需要两个赶毛驴的，大人们提议选两个小孩来赶。后来,春蛋就给我打电话问去不去?我说“去。”我俩就成了秧歌队里赶毛驴的人选。

当时一天能挣十块钱，加上比赛我们一共扭了十天。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们那支秧歌队再没扭过了,儿时的我们也已长成了大孩子,但那赶毛驴的日子依然闯进脑海，让我难以忘怀。

驴是纸糊的，被涂上好看的颜色，头挂红绸，脖子上拴了个铜铃。中间是空心的，里头要站持驴的人,把绸绳绑牢在背上，手抓住驴两端扮演驴。我和安娜各跟一头，悠着鞭子，左右交叉地跑着赶毛驴。

驴儿既要扮得像也要赶得好。毛驴上坡如牛，过河高低不平，下坡就跑。苦了驴，也苦了我们赶驴人。我俩要跟着驴在后头边跑边打着。根据驴的撒欢，踢咬，倒卧，起窜，急驰，上坡下坡作出相应的表演。我的驴是二号楼卖麻辣串阿姨扮的，她很少说话，也不乱跑，于是我很好掌握。安娜的驴是一号楼的一个奶奶扮的。老人是个乐天派，能说能笑，精力旺盛得很。扮驴时，她一会儿蹲在地上不起,一会向后弹蹄,一会儿又像受了惊吓起来就狂奔，安娜在后边使劲地追着。安娜跟我说:“晓凤,那老婆儿比咱们还快,我追也追不上,真气人了。”我反而却挺喜欢这样的感觉，那个奶奶演得痛快淋漓容易把我带进气氛中。

有一次我俩换着赶了回毛驴，那奶奶耍起驴脾气,让我驯服起来很困难。先是赖在地上不走,我就学着赶驴人怒目而视,抽鞭挥打,她更是犟上不起。于是,我跑去前面用劲拽起缰绳。驴儿得意忘形,连蹦带跳地起来拔腿就跑。我在后边手忙脚乱地追着。几圈下来，满头是汗，心里还是很幸福快乐的。

在我们的前头是跑旱船的，旱船后跟着一个穿黄大袍,耳朵上挂着一个白胡子的大爷，他手里拿了根长长的大烟袋,春风满面地扭来扭去。除了旱船还有花车,里边有个穿着花红柳绿的大姑娘绕着花车。那时,花车旁是刘蜜柱大爷扮演的老媒婆，他难忘的动作，至今我学起来也是很像的。他穿了件十分喜庆的坎肩，裤腿底下用袜子缩起，一双小脚老太太的黑布鞋。耸着肩，踮着脚，三窜两跳地冲去旱船旁边和老汉开始周旋,似挑似逗，似舞似扭,叫人啼笑皆非。

往前是高跷队，那时很佩服他们踩在高跷上还能走了。小舅扮的是孙悟空,常柱叔扮的猪八戒……踩高跷基本上都是男的，八仙过海何仙姑还有观音就是男的扮的，看得人眼花缭乱，如果不仔细观察还分不出是男是女。

在凉风凛冽中,时英爷爷吹着口哨指挥着齐刷刷的秧歌队。大人们红配绿地一手舞起彩扇,一手舞腰间的绸子,跄跄起呛起，扭出了满脸的幸福。

阿姨的腰鼓队和几个大头娃娃在我们后边:咚——咚咚—— 咚吧——咚,咚咚咚——咚吧——咚，热情高扬地敲着腰鼓,挥舞着红绸。

还有摇头晃脑,黄毛红背的狮子和异彩缤纷的舞龙队。由于当时场地不大，舞龙，耍狮和高跷队在单身楼排练，到了演出时候就都出 来了。篮球场上就会挤满了老老少少看秧歌的人。

那年是羊年,不知道是初几了，矿里大轿车就载着我们去参加比赛。桌椅，板凳，大鼓，道具都在二舅开的三阳开泰彩车上拉着。半路去了好几处大院扭，扭完一拨接着又来另一拨的秧歌队扭。每次扭完了总给我们每个人发一大把糖蛋。

下午到了大柳塔,感觉等了好长时间才轮到我们。我们穿着盛装,画着红脸蛋,头戴花冠,很卖力地扭开了大秧歌。大家都热情的舞出了红红火火的气象，舞出了秧歌的激情,舞出了对家乡的恋爱。

我们的秧歌队在那次比赛中得了三等奖，上了矿区电视台。扭完发给我们每人一袋小面包和一瓶矿泉水。我一会就吃完了,小舅舅又给了我一袋。回来矿上,组织我们去食堂吃羊肉,馒头。我后悔开始吃了那么多面包,应该多留些肚吃羊肉的。就那样我也吃了不少，结果回去后的第二天闹肚子，田少婷帮我赶了一天驴。

后来几天我们就散队休息了，直到十五元宵节晚上,矿上通知让去扭秧歌。锣鼓喧天,爆竹礼花震天而响，那是我最后一次赶毛驴,从那以后矿里也没再组织过秧歌队。

回转流年,每当以后上湾，补连塔，马家塔矿的秧歌队再来扭时。听到那熟悉的锣鼓声，爆竹声……我的思绪就被震动了。我似乎又回到了儿时和安娜赶毛驴的情景，想起那时的天，那时的地，那时的人在北风呼啸中扭动的高跷秧歌，至今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