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春节，贴春联，是中国人传统的年俗。我的老家也不例外，每年阴历腊月三十日，家家户户都要在街门口贴上大红的春联。就连那些平日里不大住人的空院子，它的主人也会在门口贴上春联，据说一方面是为了喜庆，另一方面则有宣誓产权的意思。然而关于贴春联，在老家还有另外一种习俗，那就是有长辈人去世的家庭连续三年春节不贴红春联。长辈人去世的当年春节保持出殡时的白对联或不贴对联，第二年春节贴黄色春联，第三年春节贴蓝色春联。黄春联和蓝春联的内容不写有关喜庆的文字，而是要表达怀念或纪念逝者的心情。

与之相关的春节习俗还有：大年初一全村的小孩和小辈都要到亲戚、邻居家拜年，而家里有长辈人去世的家庭则要紧闭街门，所有的家人都不出去拜年，当然也不接待别人。村里老人们说，这样做为得是表示在别人喜庆的时刻，自己要保持平静的心态，静坐以思念亲人。直到吃过中午饭，才要出门到亲戚、邻居家里拜年。家里有长辈人去世的家庭的直系小辈人，在大年初一至初五这五天可以在上身穿新衣服，但下身一定要穿白裤子，以示过年不忘亲人，要守孝在身。因此上正常的走亲戚也要停止，什么初二走舅舅、初三走老丈人、初四走姑姑，都不去了，毕竟穿着白裤子去别人家，总是不吉利的事，直到过了初六以后才要开始走亲戚。

我的父亲去世两年多了，我们一家人也在老家这个特别的年俗中度过了两个春节。正因为有了这个年俗，所以我就会在春节里更多的时间回忆父亲的一生。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小时候，父亲因为家穷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仅仅念了几年小学的他就辍学了，开始跟着大人开始下地种田。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外形上看一直就没有年轻过，很早时就头戴一条白毛巾，看上去有种老成持重的感觉。那时候，农村的男子头上戴白毛巾不为了装饰，而是在干农活时用来擦汗养成的习惯。后来随着时代的进步，他头上的毛巾又换成了帽子。父亲戴帽子的习惯也特别，一顶帽子长年四季戴在头上，除了睡觉时摘下来。即是在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早样也戴着帽子，不过是换成了那种网格的凉帽。父亲戴的帽子是传统的中式帽样子，一度在市场上很难买到，我们家的孩子不管谁碰上了，一次至少要买两顶。我们也曾劝他换成时兴的新帽子，这样比较好买，戴起来也显得时尚，最终没有得到同意的结果。在我父亲18岁那年，我的爷爷因病去世，身为长子的他也就在那个时候被迫和奶奶一起挑起了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重担。为了练就生存本领，年轻的父亲还学会了好几门手艺。他会木匠，家里许多家具都是父亲亲手做的，这样剩得花钱买或雇人做。他也会瓦匠，经常帮助别人盖房修屋，也能挣个零花钱，最不济也能混几顿饭。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北方农村做饭的锅灶是用砖垒的。这样的锅灶一般垒在室内的一个墙角，下面有火塘，上面是锅台和通往室外的是烟筒。锅台上有一个小火口和一个锅圪凹。小火口用于坐炒瓢炒菜用，锅圪凹用于坐铁锅开水做饭，我们村上人称这样的锅灶为“火落”。别小看这个“火落”，它可是农村家庭每天必用的，没有一定的瓦匠手艺是做不好这个活的。我的父亲最擅长垒“火落”，许多人家都愿意请他。据说我父亲给一家邻居垒的“火落”效果很好，也就是火烧得很旺。这家人翻修房子拆旧屋时，都没有舍得拆掉这个“火落”，而是盖新房时，又把这个“火落”盖了进去。

那时候，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一个生产大队下设若干生产小队。农民不叫村民，而称为社员。可能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缘故吧！25岁的父亲就当上了生产小队队长。几年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治安主任。父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面对艰难的生活他继承了爷爷乐观的生活态度，在普普通通的工作和生活中学会了说顺口溜，用“官话”讲就是板话。顺口溜这种说话方式一是押韵上口，听者顺口；二是大白话，合情理。父亲说顺口溜，基本上现场脱口而出，而且是就事论事，说话效果恰如其分。还是父亲当生产小队长的时候，每天早晨、上午、下午要敲三次钟，集合小队的社员到田里集体出工。这样的组织方式，看起来红火热闹，其实干活效率不高。可当时是政治挂帅，谁敢对这种方式说反对的话。社员们虽然穷，也落穷高兴。到了地里，一般是一字排开，大家边干活边聊天，中间还要集体休息。按道理上讲集体劳动应该效率高，可那个年代违反自然规律，让本该在冬天休息的农民到农田干活，走形式，图热闹，上上下下搞假大空。特别是到了秋天，虽然看见地里和打谷场院都是人，但不少人是在磨洋工。为此，父亲编了一段顺口溜：每天起来三敲钟，敲钟之后三派工。地里干活一条龙，中间休息乱哄哄。一年四季不停工，大年初一开门红。 从春一直干到冬，全年工作说不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极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父亲鼓励社员劳动致富，努力搞活家庭经济；号召村队两级干部带头，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他高兴地说：三中全会指明路，土地承包到了户。落实政策对了头，大家干活有劲头。农村政策大转变，人人都能吃饱饭。吃饱肚子有余粮，多余粮食卖成钱。如今党的政策好，大家快走富裕路。少数能人先致富，带动全村都进步。领导干部要带头，集体经济靠支部。诸如此类的顺口溜，父亲编了不少，并且这些顺口溜往往是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的。在村上至今还有许多老百姓能够记得住、说得来。

后来父亲上了年纪，就从村干部岗位上退了下来。没有了工作的父亲并没有闲着，整天在院子里倒腾菜地，到了夏天他种的黄瓜、西红柿、豆角等就成了家了饭桌上最受欢迎的新鲜蔬菜。秋天时，黄瓜、西红柿拉秧了，他就会在空地上又种上香菜。两年前，他患了肺癌，并且确诊的时候已经是多处转移。当时正值全国新冠疫情肆虐，外出看病条件很差，好在经朋友介绍联系到了天津的一位专业大夫。在当地医院住院治疗中，再加上天津大夫的咨询和帮助买药，父亲前期的治疗还算顺利。这期间，正逢父亲八十岁生日，那天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已经十分瘦弱的父亲很高兴，还给所有的人发了红包。为了减轻他的心理负担，我们全家始终没有给他透露真实的病情，甚至母亲也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终于在2021年的春节前几天，父亲被疾病彻底打倒了，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年腊月三十，老家的邻居们早早地在门口贴上了大红的春联，而我家只是保留了那幅出殡时的白对联。那个正月天，我每每回到老家，心里油然感到一阵阵凄凉。第二年春节，我家的门口贴上了黄春联。今年春节又到了，按老家的习惯我家需要贴蓝春联，想念父亲的思绪又一次强烈地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