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姥爷生于1950年，是一名光荣在党50年的老党员。他19岁应征入伍，是空军地勤人员，随部队辗转常州、上海、海口等地，后驻扎海南岛，从事地面雷达信号接收工作。后来姥爷响应国家号召，从部队转业，选择了回农村工作生活。

据太姥爷说，姥爷从小就“犟”。那时候，国家贫弱落后，百姓生活贫穷，吃不饱饭，穿不暖衣，单薄的衣衫补丁摞着补丁。在同龄人都只求饱腹的年代，姥爷坚持读书。家里的活他也不耽误，他比人早起比人晚睡，不出去玩耍，干完活，就走去离家二十里地的学校上学。一双黄帮鞋，穿过好几轮春夏秋冬，早已经顶出了大脚趾。一年冬天，姥爷终于得到一双棉鞋，寒风刺骨，大雪淹没了道路，他却脱下棉鞋，用鞋带把两只鞋拴到一起，挂到脖子上，赤着脚来回走雪地去上学。现在，姥爷还时常在院子里坐着马扎儿戴着老花镜读《四书五经》《新闻周刊》《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等。

姥姥也说姥爷“犟”。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只要完成缴纳公粮的任务，其余所得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姥爷家分到的田地离村子最远，已与邻村相接，土壤贫薄，地边斜坡荆棘棉槐丛生，人称“大草沟”。姥姥发愁焦急，指望姥爷去村委申请减免一些公粮。姥爷去了，却是申请了“开荒”。他扛起撅头，拿着镰刀，用那把部队的绿铁皮水壶装满水背着，就扎身荆棘棉槐丛中。蚊虫叮咬，刺痒难受；汗流浃背，一连干了好多天，姥爷把“大草沟”开垦成了良田。他的手腕子翻扭变形了，很久才恢复过来，到现在遇阴冷天还酸痛。姥爷在平地里种小麦、玉米、大豆，在斜坡地里种怕涝的花生、地瓜，年年好收成。

自从我记事认字起，每年正月初三回姥姥家，大门上的春联就是“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来年调换成“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再一年又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来来回回，不换内容。这让我也觉得姥爷挺“犟”的。改革开放后，80年代末，农村的市场经济已很发达，许多人家让孩子做小买卖，立时就有不错的收入；或者去毛纺厂当工人，直接月月开工资。既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看来也是不错的出路。姥爷坚持让儿女读书上学，妈妈和舅舅都是90年代初的中专生，品学兼优，属当时最拔尖的学生。现在一个是副教授，一个是工程师，都是业务骨干，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履责。

时间转眼来到了二零一零年，新农村建设棚户区改造工程实施，政府安置楼房，并且原房屋的每一处建设都发放相应的补偿款，比如一铺炕、一层平台、一个锅台、一面粉刷彩色的墙壁等。姥爷家的村子划在拆迁范围内，人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要是在评估前简单搭建一些设施，就可以拿到补偿。姥爷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坐着，一会躺着，平常的勤快劲一点都不见了。最终，姥爷有点烦躁而又坚决地自言自语地大声宣布：“人，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我这几间屋是什么样就评估什么样。别忘了当初还住毛坯草房来！”

姥爷识文断字，党史哲学、诗词三国等等姥爷都能和我聊，他讲得简单朴素，有趣易懂。上高中时我就有一个疑问“姥爷怎么能和姥姥在一起？姥姥目不识丁呀。”妈妈给我讲了他们年轻时的故事，姥姥虽没有上学，但绣花边、做裁缝活心灵手巧，小有名气，他们相互看好，姥爷从部队给姥姥写信寄物品，都装上回信的信封，填写好收信人的地址邮编姓名，姥姥只把自己画的两朵花、一对鸟或自己绣的鞋垫装进去寄出即可。这真是我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今年三月，姥姥意外摔倒，胯骨骨折，做了手术，术后康复还需平躺卧床约三个月。疫情反复，医院不能随意进出，社区封闭管理，工作任务繁重，妈妈和舅舅都不能实现医院陪护和居家照料，想想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心疼流泪。姥爷又开始“犟”了，“你们都放心！我一定把你们的妈照料好。都不要违反防疫规定，去忙好你们自己的事情行了。”在医院里，姥爷给姥姥端水端饭，伺候大小便，喂药擦身；回家后，从来不下厨的姥爷，试着炖汤、炒菜、包饺子、熬疙瘩汤；还自学足底按摩，每天给姥姥按摩三百六十下，自己说“记着数，有目标就能坚持完成任务。”姥爷把脸盆放到凳子上，让姥姥仰面躺靠到床沿边，给姥姥洗洗头；姥爷定时洒扫庭除，清洗衣物床单。姥姥一天天好转起来，面色红润。姥爷自己瘦了一圈，头发长了也没剪，胡子长了也没刮，他是不忘了自己？妈妈看了心酸，姥爷轻描淡写地说“有一份热，发一分光”。

这就是我姥爷的“犟”脾气。我分明从这“犟”中看到了坚持不懈、吃苦耐劳、知足感恩、正直无私、坦荡做人的品质；分明看到了责任担当与家国情怀。这学期，我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定传承奋发，踔厉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