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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小队的日子/郭安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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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3.03

曾几何时,中国几亿农民的身份定格模式是:某省某县某公社某大队第几生产小队。

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基本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内部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的原则。

那是一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那是一段火红而徘徊的岁月。



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基本上就是现在的自然村,每个大队又根据村民居住和人口情况分为若干生产小队。生产小队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生产队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每个生产小队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有权根据本队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编制生产计划,指定经营管理办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观念;在完成向国家交售公粮任务的条件下,有权按国家的政策规定,处理多余的农副产品。

生产大队下设的生产小队多是按村民居住的区域划分的,一般情况下一片区域上的村民组成一个生产小队。所以那个时候只要知道某个村有几个小队,就大概了解了它有几片区域了。一个生产小队大约有30户至50户,人口也就是几十人到一百多人不等。

生产小队有着自己严密的组织形式。生产队负责人设有队长、副队长,同时配有会计、出纳、记工员、保管(包括二把钥匙),有的生产队还设有妇女队长等。所有在生产队的人员统称为社员。社员由生产小队统一调度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女社员也是生产小队重要的劳动力,有时候她们干的活(比如间苗、切谷穗等)都是男社员有力使不上的活儿。女社员结婚前往往留着一个漂亮的大辫子,而一旦结了婚,农务活、地里活忙得不亦乐乎,哪还顾得上梳辫子,便索性剪了辫子,留一头齐耳短发,叫剪发头。再说留长辫子去地里,招一头的土灰,洗头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所以女社员即使理成了短发,上地时还要围一条头巾,或是戴一顶帽子。所谓“梳着短发头,种的金皇后(一种优种玉米的名称),天长地也久”便是那个年代生产小队女社员的写照。

每个生产小队都有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首先是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是农民的命根子,每一块地都象自己的儿女一样有名字。我小时候就记得自己所在的生产小队的土地名字有:五十亩、九十亩、草道上、南道南、车晚地、羊圈地等。这些地的名字有的是按地亩数起的,有的是按地形起的,还有的就是老故事的产物了。除了土地就是饲养院及其驴骡牛马、土砖窑、打谷场、菜园、库房,还有那些代表那个时期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大型家具”:犁、耙、耧、小平车等。

每个生产小队的饲养院基本上也就是这个小队的队部,社员的重大政治文化活动都在这里举行。饲养院里房屋是否气派,牲口有多少,也是小队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之一。



生产小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8点和下午2点的时候,生产队长会准时在所在街道的中央敲响挂在电线杆上的铁钟。所有社员听到钟声后,就纷纷扛着农具出来听从队长排活儿,然后集体到指定的地里完成指定的生产任务。到了中午和傍晚时集体收工,劳动中间集体休息,有病的或是需要出村办事的,要提前给队长请假。

生产小队的农活完全是按二十四节气运作的。春天播种、夏天要进行田间管理(同时收夏小麦)、秋天收割、冬天积肥。每个生产小队的队长都必须是有经验的种庄稼人和有组织能力的管理者。春天时,哪块地要整平,哪块地需深刨;夏天时哪块地要浇水,哪块地要除草……心里必须清清楚楚。敲过钟以后的十几分钟内,几十号社员要准确领到各自的劳动任务。然后队长还到各生产点巡回检查、督促。有人还为此时的队长行为起了个专用名词“圪溜哩”,还说队干部挣的工分是“圪溜工”。

生产小队的劳动最壮观的场面是春种秋收。春天里每块地根据种植农作物的不同都进行流水作业,就拿播种玉米来说吧。首先是几个有经验的老农民刨坑,然后围绕着老农民形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有负责点玉米种的,有往坑里倒青粪(人粪尿的俗称)的,有加猪圈肥(从家庭猪圈里铲起出来的肥料,包括猪粪、破碎的秸秆和其他杂物)的,有填坑的,最后还有整平土地的。这里面技术要求最高的是刨坑的老农,他必须保证每个坑的大小均匀,每一行的坑要形成一条直线。种谷子也一样,首先确定一名有技术经验的老农作摇耧手,然后再围绕着他安排一个半劳动力负责牵牲口拉耧,还要配一个女社员帮助往耧里不断添加谷种子。最后是两名壮汉像纤夫一般拉起用石头做成能够滚动的一种农具,沿着老农摇耧种出来的行距把地压实啦。如果遇上个上级检查之类的活动,你看吧:广阔的田野上,人声鼎沸,红旗招展,一片春忙景象,不由得让人精神大振,倍受鼓舞。

生产小队最忙碌的时候是秋收,所谓“虎口夺食”。农民们常说:秋忙时候,小姐下楼。意思是旧社会秋天收获的季节,即使富家养尊处优的小姐也要走下绣楼,参加劳动。经过春天的播种,夏天的锄草施肥,眼看着到手的劳动果实谁不着急。收割时,青壮劳力在前面砍玉米秆,然后摆放成长长的一排,妇女劳力在后面把玉米穗儿从秆上摘下来堆成一堆堆的,年纪稍大一些的赶着驴车往打谷场上运输。打谷场上更是一片繁忙,就连老太太也要到场上干一些诸如切谷穗之类的轻活儿。大队的学校每逢秋收也要放假,让学生们做为半劳动力到各自所在的生产小队帮助大人收割。离村稍远一些的地里干活者,一般中午就不回去了,由各自的家人到地里送饭。为了保护秋收成果,防止有人偷盗,到了晚上打谷场如监大敌。有值班守夜干部和社员,还安装一个大探照灯,照得全场亮堂堂的。我也曾帮着大人们看过场,躺在高高的谷草垛上,嘴里爵着新玉米炒豆子,仰望天空,秋高气爽,月朗星稀,就觉得离天好近好近,似乎真的能看到月宫里的兔子……



生产小队是独立核算单位,也是一个小社会。生产小队种的粮食除了自给自足和完成上交公粮外,还要种植一些蔬菜和经济作物。那个时候,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菜园地,菜园地里的西红柿、青椒、茄子、韭菜和北瓜等应有尽有。看菜园地的岗哨一般都选用负责任的和十分有公心的人来担当。经济作物主要要蓖麻、大麻一类的。蓖麻籽可以压油吃,也可以卖钱;大麻的表皮是很好的植物纤维,可以纺绳用于生产,同时也可以卖钱。

土砖窑是最主要的经济实体,基本上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一个土砖窑一般有六七个人,有专管烧窑的,有专管卖砖拉煤的,还有几个是专门制土胚的。制土胚也算一个手艺活,先要用水把要取的土泡湿,然后再破土。破下来的土先和成泥,和泥时必须用双脚踩,要踩的又匀又有形才行。制胚时有专用的模具,叫胚兜,长度大约是一个人两手伸开的距离,每个模具一次只能脱三个土胚。制胚人要自己把泥装在胚兜里,再用一个拴铁丝的弓壮工具把多余的泥剐掉,然后两臂伸展用手抓起胚兜到指定地点把土胚扣出来。当土胚在太阳下晒得七八分干时再码成土胚垛,就等装窑烧制。烧窑讲究的是掌握火候和在窑顶用水阴窑,这些掌握得好烧出来的砖是青灰色的,否则不是烧红了就是烧流了。卖砖换回来的钱是生产小队的主要经济来源,用于补助农民工分钱和生产队日常开资。

除了这些生产小队还有集体豆腐坊和养猪场。磨豆腐的主要原料——豆子是自己种的,磨出的豆腐不仅要分给社员吃,多出来的豆腐也要靠管磨豆腐的社员走村串乡去叫卖。村上卖豆腐的都不用嗓子喊,而是用一种挖成空心的木头敲,叫豆腐邦子。村上的人只要听见豆腐邦子“钵、钵”的声音,就知道是卖豆腐的来了。磨豆腐还有一种副产品叫豆渣,这些豆渣不会被轻易扔掉而是要用于养猪。因此生产小队的豆腐坊旁边,往往就是养猪场。生产小队养的猪平时可以采粪用于种庄稼,到腊月天还要杀几头给社员分肉过年。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说,这也算一种小型的循环经济吧!



生产小队最关键的管理问题是社员的报酬和分配。

生产小队社员的报酬是以工分的形式发放的。因为到了年底分配队里所得时,要以工分多少为准,所以工分就是社员的第二命根。那么工分标准是怎么制定的呢?要通过生产队组织的“社员大会”讨论审定。一般情况下一个男壮年劳动力一天的工分是10-12分,普通男性劳动力制定为9-11分;女性壮年劳动力为7-9分,普通女性劳动力(中年家庭妇女)为6-7分;半劳动力(学生假期参加劳动),体力好的为6-9分,普通的4-6分。

生产队的记工员,有的以会计代替,每天要以队长安排的工作给每个人记工,每个社员是每天收工回来也要在自己的记工本上记下自己一天的劳动情况,以便定期到计工员那里核对。不过那时的年底分红也确实不多。劳动力少的家庭只有几十元,劳动力多一些的家庭也就是壹百到贰百元。劳动力少、拖累大的家庭,往往到了年底还会欠生产小队的钱,吃粮食靠借队里的。

生产小队的分配内容可就多了,大到口粮,小到一两斤猪肉,几把蔬菜,几斤豆腐等。分口粮是指夏天的小麦和秋后的谷子、玉米、地瓜等。分口粮有两个标准,生产论贡献,就是按每家劳动力的总工分分配;次之兼顾公平,就是按人头分。特别是到了秋后,生产队部的饲养院库房前排成了长长的队,社员们拿着手章和口袋,经过会计计算后,就可以分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而在平时,库房是不能随意开启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生产小队除了设保管一职外,还有一个社员要担任“二把钥匙”。也就是说仓库门上要锁两把锁,保管拿主锁的钥匙,副锁的钥匙则掌握在另一个社员代表手里,这个社员代表就称为“二把钥匙”。需要打开库房时,除了保管执行队长的命令,也还要征得“二把钥匙”的同意,其实就是起监督作用。

夏季的蔬菜分配比较简单,茄子、北瓜、西红柿等熟了按人头论斤称出来分下去,随熟随分。如果量少就分圪堆,大户大圪堆,小户小圪堆。春节前的分猪肉、粉条、豆腐也基本如此。顶多是掌握秤杆的人遇上个亲戚或朋友,有个头高头低就不得了啦,大致还是公平的。

秋天分的蔬菜主要是冬储菜,有圆白菜、土豆、红萝卜、白萝卜等。所有这些,各家拿回后都被装在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土窑里。土窑是院子里一个几米深的圆形直洞,到底后还要横着挖几米。那些菜就储存在那里过冬。每隔一段时间,可以下去取一回,方便得很,也冻不坏。除了直接储藏外,那时还有另外一种储存方式就是腌酸菜。秋收全部结束后,三五户合在一起找一个大院子,支起一台铁锅,把那圆白菜叶、白萝卜条、芥菜条等煮熟,再放到大缸里加水加大颗粒盐封存,然后加一块石头重压。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缸里的各种菜在寒冷的环境中慢慢紧缩发酵,酸菜就腌成了。这种酸菜,往往让一家子能吃上一个冬天。每逢腌酸菜时,锅边都会围着一群孩子,他们帮大人干活只是一个晃子,其实是盼着火堆里的烤土豆和烤红薯早一点熟了。说真的,用庄稼秸秆烤出来的东西那真叫个香,焦黄焦黄的土豆皮一被撕开个小口子,特别的香味就会扑鼻而来,东西还没到嘴里,口水倒先出来啦。



生产小队时的生活确实不富裕,但集体劳动带来的快乐却是现在不可比的。

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来来往往都是一帮人,说说笑笑、热热闹闹。田间劳动时往往是边干活边聊天。到了中间休息时间,社员们会三五成群地玩一会儿扑克,也有棋瘾大的两个,就地坐在路边的树荫下,随手拿起几颗小石子、土圪垯之类的小玩意,再在地上画几个方格就下起了世界上最简单的棋,那时大家叫它“走方”。如果遇上几个青年男女在一起劳动的,还会经常玩起在地里疯跑的游戏。那些中年一些的疯汉子疯婆子,还会毫无顾忌地开些荤玩笑,碰上一两个胆大的还会鼓动着一帮妇女要脱一个男人的裤子。当然了,真脱是不会的,但几个妇女把一个男人掀翻在地下,乘机往他的衣服里、裤子塞几把土是常有的事。

长期在同一个队里劳动,青年社员之间产生爱情是再自然不过了。劳动时,彼此中意的男女看似随意的一个眼神早已被双方在心里意会;休息时一方被大家开玩笑过火了,另一方就会明显地站出来袒护;收工了,如果是一男一女经常找理由落在后面走,不用猜两人基本上是有心事啦。秋后到春节期间的农闲时间,是农民们享受一年劳动果实的日子,也是青年农民收获爱情的季节。一般情况下,相互相中的男女双方家长就在这段时间找媒人、置聘礼、打家具……赶在大年前把喜事办了。第二年一开春,全家人就又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农耕生产中。再说许多新郎家长心里还有个小九九,那就是头一年春节办喜事,来年春节前就能抱孙子啦。不但什么事也不耽误,而且还双喜临门。

晚饭时,住在一条街上的生产小队的社员大都会端着碗坐在各自的家门口聊天,续接白天的小故事。那些个一家之主的大老爷们,享受着媳妇和小辈吃一碗送一碗的“尊贵”。队长往往也会在此时扯起嗓子宣布一两项通知,然后就和社员混在一起听故事了。为了在街门口吃饭方便,几乎家家户户在门口摆着几块大石头。大石头的数量总要超过自家的人口数,因为不仅自己要坐,还要考虑到邻居的人过来坐。

一个生产小队的社员很有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碰上队里的谁家有个红白事,大家会自发地前去帮忙,男人在院子里干个重活,没事的时候抽烟喝水带闲扯。妇女们则在灶台边淘米洗碗,两只手永远不会闲下。尤其是喜事过后,一个道街的女主人都会到办事的家里请新娘,这叫新媳妇认门。你看吧,新娘过门的头一个月根本不用在男方家里吃饭,而是排着日子挨门挨户吃。到了吃饭的时候,请人的那家自会打发孩子上门为新娘子引路,有的时候还会连新郎也跟着沾光一块儿被请去啦。

盖房子是农村家庭的大事,现在全部是包工包料包工资。而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哪有那么多现金。谁家要盖房子,大梁、领条从自家院子的树中取,剩下的就是请人在地里取土捣土胚。等料备齐了,一个生产小队的人自会前来帮忙。帮忙也不挣工钱,有一日三餐的农家饭就行了。要是有了重活,半上午、半下午加顿干粮,上梁时简单喝一场酒就足够了。

生产队让农民走上了集体主义的道路。但短暂的生产力提升之后,农村经济长期处在了徘徊的状态,许许多多的农民在这条路上始终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愿望。生产队的形式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了农村生产,但确实也限制了生产效率的继续提高。大锅饭、平均主义养了一部分懒人,高度集权的机制,淹没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流的涌起,农村几十年的生产队制度一夜之间土崩瓦解。

我曾以一个半劳力的身份参与了生产小队的劳动生产和分配,在那个大家庭里接受了人生最初的集体主义洗礼。当我还没有完全懂得它的实践含义时,生产小队的模式就已经退缩到了农村的历史长卷深处,直到今天我仍然说不清生产小队在我的脑海里是记忆的影子还是留恋的成份。

——原载《九州诗文》2018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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