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次酒后，在古城会理略显奢华的一家酒店，担任过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馆长的诗友沐嘎曾经一脸肃穆地告诉弟兄们，大约三四百年前，凉山有了洋芋，就不再饿死人了。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说法，是否有书为证或者有据可查。苦于人生苦短，不知道的事情又实在太多，再多一个似乎也无妨，我没细问，也未经思考，就点起了头。这倒暗合了时下的网络上十分流行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无意间，与时俱进了一回。不过，这难得的“与时俱进”却并未给我带来一丝一毫的快乐，反而使我陷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苦痛中，加深了我对这个浮躁、该死的 “时代”的失望。我想抗拒，想在自己身上战胜它，可是感觉自身的“正能量”已经捉襟见肘。“亲爱的洋芋啊!”我在心里，默默地对着自己喊。

　　我出生在彝州凉山的会理县小黑箐乡，一个偏僻边远的小山村，是吃洋芋长大的孩子。那时的洋芋都是“老品种”、仅靠农家肥纯天然地生长，体积一般不大，产量自然不高，味道却是难以形容的纯正、可口。那时的我还只知道它叫“牙玉”(“洋芋”的变音)。总是饥饿的每天每天，只要得到几个烧洋芋、煮洋芋，就会满足无比。那时的我们穷得要死。亲爱的洋芋的确起到了救命的作用。

　　洋芋救下的我后来为了找一碗不那么费力的饭吃，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慢慢就知道它除了叫“洋芋”之外，还叫“土豆”、“马铃薯”等，但是内心深处并不接受，还是最愿意叫它“牙玉”。不多的几个朋友也全是吃洋芋长大的。我们虽然都竭尽全力想跳出农门，对眼花缭乱的现代文明充满了热情，但是从来不敢“忘本变质”。遗憾的是，顺乎天理、民意的“包产到户”后，短短三五年间，那种味道纯正、可口的“老品种”洋芋却再也见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洋芋作为粮食，味道确实不如“老品种”，但作为“产品”，它产量高、经济效益相对好些，穷怕了的人们当然不会挑剔。他们在“勤劳致富光荣”的口号下开始争先恐后、你追我赶，种洋芋也不再仅仅使用农家肥，而是越来越多地使用“碳酸氢氨”、“复合肥”等化工肥料。他们用个头大、卖相好的洋芋换钱，用小个的和挖烂掉的喂猪(猪也是钱)，不大不小的就留种，自己偶尔也吃吃，不过已仅仅是吃个念想，再不是救命的主食。我师范毕业回家乡小学工作的头几年，家还在山上，业余时间也和家人一起如此这般种过、吃过、卖过。我发现，可怜的乡亲们不再比“出身”、比“政治觉悟”，可是似乎已经“比”惯了，又开始比“钱”。而我敏感于自己过去的“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不高，对自己就地挣钱的能力也不自信，只好选择了离开。离得却也不远，就在山脚下，叫矮郎街，就是老家的人们卖洋芋给汉人做“菜”的地方。这里的人们更热衷于比“钱”。我也学着他们做过些买卖，但是“小巫见大巫”，我挣的小钱仅仅能够实现温饱，根本不能与他们相比。不过，我并不自卑。我相信我对生命的觉悟、对生活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风度和气质，那是他们这辈子望尘莫及的。我于是常常很自豪。很自豪地买上几斤老家来的“牙玉”，有时烧了吃、有时煮了吃、有时炒了吃……怎么吃，故乡山水的气息总是扑面而来，一家人也还自得其乐了若干年。若干年后，我又迁居到了古城会理。这古城会理据说已有两千余年历史。不过，面对着它，我还是常常很自豪。自豪于起自阿普笃姆的父子连名的长长家谱。我觉得我比它更古老。“古老”的我，酒肉穿肠过，心中的最爱还是救过我命的洋芋，一直以品味纯正的“老品种”洋芋自居。

　　可是如今，随着山外世界的日益喧嚣繁杂，不说“见钱眼开”的矮郎街，不说“人心不古”的会理城，就连我那偏僻边远的小山村，据说也已经有人学会了在“亲爱的洋芋”身上使用一种叫做“膨大素”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样生产出来的洋芋会否吃死人，但我确信，它肯定可以慢慢改变这片土地上的人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