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父亲的体形很不好看——如果对别人，我可能会使用“丑陋”一词——说得准确些，父亲的脊椎严重弯曲，背部隆起拱形的大包，就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罗锅腰；腿是罗圈腿，腿弯子下布满了筋疙瘩。其实父亲身上很少还有完好的“部件”，他的手，手指头又粗又短，且伸不直，酷似秋后的老豆虫，十冬腊月，这些老豆虫的纹路就裂开，噘着硬硬的小嘴巴，吓人。今年冬天父亲到我这里住了两个月，晚上给他倒洗脚水时我发现，他的脚板竟也里凸外拐，脚趾变了形……

　　注意到父亲这样子我内心很不好受，老在头脑中盘旋、重重地撞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男人的骨头能承受多大的重压，极限是多少？那年回故乡，我在邻居家见过老槐大叔制作车边——老槐大叔是木匠世家，他们家打的独轮小推车远近有名——把槐木解成一根根二寸厚的木条，放在谷糠火上熏烤，到木条滋滋冒油的火候，光着膀子的老槐大叔抓住木条两头，使劲往怀里窝。随着他绷得紧紧的三角肌上慢慢渗出细汗珠儿，槐木的细胞组织一点点遭到破坏，一根笔直的木条硬硬地窝出了弧度，再不能复原。我觉得，我父亲的骨骼就是被类似这样的一种力量扭曲了的，要说有不同，那就是它的过程很缓慢，很漫长。

　　远离了他的村庄，整天一个人困在我为他收拾的这间四面是水泥墙壁的小屋里，父亲非常寂寞。父亲真的老了，看模样他比城里的同龄人要老得多，神情呆滞，步履蹒跚，对什么都索然无味，连电视都懒得看，吃了饭就缩进沙发，一动不动地熬光阴，像一团暗灰。前不久在老家他还两手闲不住地忙活，我确信，他是属于那块土地的。可他巴不得跟我拉呱儿。过去我们父是父、子是子，父子间没有交流，现在他实在憋不住，不要为父的“架子”了，见我有闲空，就说他早年经历的事儿，说得津津有味，借用一个不恭的比喻，像一头老牛在倒嚼。我得耐着性子听。但从这里我了解了父亲年轻时贩过水果，夏天贩杏、桃，秋冬是山楂、柿饼。从南山里进货，到北乡走街串巷吆喝着卖。前后两只竹篓一般能挑一百多斤，微绿色的散着淡淡清香的槐木扁担一走一颤悠，看起来有些情调，但对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说，那滋味却是有一窝虫子趴在肩头上撕咬，疼痒难忍。乡下人吃水果谁舍得花钱买？都是拿末场粮食换，斤半高粱米一斤杏。少年的担子始终不见轻，往往货物出手了，竹篓里又盛满了粮食。晚上回来肩膀像烂杏儿似的。一开始，少年吃不了这苦，想撂挑子，起码在家歇三五天，养养肩膀，但都不行。次日找块棉垫子垫上又上了路。

　　逼父亲上路，要把他带出徒的，是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爷爷多年贩油，肩膀上的茧子早已有铜钱那么厚，噬咬父亲的那窝小虫儿是不敢到这里来的，它们要是来啃一口，牙齿肯定崩出俩豁儿，所以仍趴在原地。爷爷忽略了这个细节，直嫌父亲磨蹭，急脾气的他走不了慢道，一抬腿一里路出去了，然后放下担子等父亲；走走等等；后来等得不耐烦了，干脆不再停。南山山腰飘下来的小道像风中的一匹布，东倾，西侧，上山还凑合，下山时脚放不开。全身的重量一会儿集中到两个脚趾尖，一会儿转移到脚孤拐上，脚板一会儿扯成锐角三角形，一会儿又扯成不规则的梯形。父亲正在山坡上战战兢兢，朝前一望，爷爷却没了影儿。他急得直想哭，可是哭不顶用，还得咬着牙、咧着嘴追上去。

　　父亲白天满乡里跑，夜里腿抽筋，疼醒后，常常见爷爷在油灯下算账——折合折合，去掉本钱，每趟可挣十几斤地瓜干，爷爷脸上漾着笑意——他曾为全家人一春天没吃过一顿饱饭拧断了眉头。日子长了，有了点儿剩余，添了二亩薄田，爷爷老寒腿发作，就在家侍弄庄稼。父亲又有了新伙伴，是老槐叔的二哥二柏。人家当木匠的父亲专门给他打了一辆小推车贩水果用，二柏推着这辆独轮车，吱吱扭扭地在乡路上留下一串串古调古韵。父亲与他年纪相仿，又生性要强，一起走路自然不甘落后，可想这是多么残酷。不过，这时父亲的肩膀上也结了爷爷那样的硬茧，而且磨出一个宽阔的“平台”，扁担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悠然地滑来滑去，走着路，说着话，担子不经意地就从左肩换到了右肩，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如果高了兴，旁边有观看的，他还能让扁担在平台上转几个花儿，这就带些杂技表演性质了。父亲和二柏起货回来，一路说笑、玩耍，颇多乐趣。他们在柴家桥分手，父亲向北，串解家、牛家、苏桥一溜村子；二柏往西，去高家、宋家、成家那一片儿。

　　父亲的小贩生涯到实行土改才结束。村里成立了互助组，大伙选他当组长，他心气盛，很负责，搞得比别的组好，这也拴住他，出不了村了。但他那条油光放亮的扁担却仍不离身。下地，父亲像随手往水里丢一条鱼，把扁担往地头草丛里一丢，尽管干活去。中间休息或者收了工，他得去拔草。拔草，父亲可是个好把式，田垅里镰刀派不上用场，他以手代镰，他有十个发绿的指头，稗草、莠草不用说，对热蔓子之类草，他这十个指头简直就是锋利的铁钩，连草根都能抠出来。不大工夫，俩草个儿就有了。他抽出扁担，抹一抹上面的土，一头一个，不前沉不后沉。那年月，草就是好东西，能卖钱，虽然一大捆卖不了三五分，但积少成多，家里打酱油醋，姐姐买件花衣裳，后来我上学买纸笔，都靠它。实际上爷爷已置了一辆小推车，然而分家时父亲把这辆崭新的车子让给了他弟弟，他要了那条扁担，他说还是扁担好使。我记得有一年打棉柴，因那年的棉花好，棉棵也高，一冬烧柴不愁了，所以我们打棉柴时格外有劲儿，一上午夹完了“羊角弯”地块的棉柴。下晌打捆，父亲抱来一抱，我管着踩扁，如此一层层地加，直到我在柴垛上晕高儿，打好的柴捆大而结实。叔叔推着车子来帮我们运，可车子连一捆也装不下。父子哪里肯任他“啰嗦”，捋一把灰白头发上的草屑，穿上扁担，挑起两捆就走。我跟在他后边，父亲的整个身子都被柴捆挡住，我只看见他两个肩膀一晃一晃……

　　父亲就是这样晃着膀子，一步一步，走进了他生命的夕阳里。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七十多年的沉重岁月完成了对父亲的雕塑，使他成为了一个“完美”的农人的形象。凝望着它我反复想，这座雕像应该是青铜质料的，只可惜没有高高的底座……

　　                                                                                       选自《文艺报》2012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