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亮程看来，小说家也是捎话人。当我们看懂或者理解了一段远去的生活，把这段生活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的时候，也把历史深处的声音捎给今天的人。

刘亮程以散文成名。《一个人的村庄》让人们看到一个荒凉又丰富的乡村，在那里，人畜共居，狗、驴、马与人齐平，乃至一阵风、一场雨皆有来由，皆有生命。那是作者的成长之地，也是他形成自我之地，是他的根。他以文字之真、情感之真写个人的历史与现实，塑造自己的同时又触动他人，赢得“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的名声。

散文的要义是真，而在从真走向虚构的过程中，刘亮程的“散文节奏”一直强烈地存在着。《虚土》和《凿空》是小说，却有着作者散文的强大引力，故事讲的也是村庄的生存之状，其间的人事与自然。到了最新作品《捎话》，刘亮程从散文中彻底走出，进入了纯粹的虚构。当然，他带有诗意的文字还在，毛驴的角色依然重要，但世界已非读者熟悉的他的那个世界。

《捎话》的故事背景在古代，情节说来简单：一人一驴，穿过战场又回来。但故事当然又没那么简单。两个国家，毗沙和黑勒，因信仰不同而开启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两国间书信断绝，无法沟通，捎话人应运而生。这是本书的主题，指向“语言之难“，语言的无法交流。但在现实中，语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即是交流。这是悖论。刘亮程说：“语言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一手挖洞，去沟通，一手在垒墙，在隔绝，这就是我理解的语言。”

此外，作者讲故事置于战争这一极端环境中，想要做的并非仅仅是去反思战争。与平静岁月不同，在战争中，生死仅一线之隔，对生与死的思考才是作者想要的。

刘亮程，中国作家，新疆人。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长篇小说《虚土》《凿空》等，有多篇文章收入全国中学、大学语文课本。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2013年入住新疆木垒，创建菜籽沟艺术家村落及木垒书院，任院长。

新京报：先请你谈一下写作《捎话》的缘起吧。

刘亮程：《捎话》这本书写的是一千年前的一个故事，主题是“语言之难”，语言交流之困难。这些年看历史多，我喜欢盯着某一段历史看，想看懂它。《捎话》所捎来的，是千年前已经湮灭、埋于尘土之下又被重新唤醒、被一部小说捎带到今天的众生之声。在这样的声音中，有人的精神之变所带来的痛，有人的声音，也有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的声音。所以，它也是一部众声喧哗的书。

小说家也是捎话人。当我们看懂或者理解了一段远去的生活，把这段生活呈现给今天的人们的时候，也把历史深处的声音捎给今天的人。我也认为，历史从来没过去，历史是我们现在的镜像，或者现在的生活只是历史生活的一个影子。它们在相互映照。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动因。

新京报：这本书的大背景是战争。在现今的文学作品中，对战争的反思好像不多。你把本书的背景设置为战争，有哪些考虑？

刘亮程：现在作家书写战争题材的非常多。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以及二战，还有历史上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战争，都被作家书写。许多作家乐于书写战争，因为一部战争题材的小说会让故事变得非常好看，作家也会在战争的惨烈中，去完成人物的命运。反思战争也好、揭露战争也好、呈现战争也好，战争总是作家乐意去写的。

《捎话》中的这场战争，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呈现，它是一场荒谬的战争，一场影子之战。这本书的源起是，东边的毗沙国修了一道高高的院墙，把远在千里之外的黑勒国早晨的阳光挡住了，战争就这样开始了。但真实的原因是，两国开始信仰不一样的宗教。战争的这种荒谬性，并不能削减战争的惨烈，任何一场战争，不管起因是什么，一旦开始，它都是一个收割人头的机器，所以《捎话》呈现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故事也在战争中铺开。

但是，所有的战争，你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它如此真实，又如此的不真实，它是荒谬的，它没有意义。它唯一的意义就是，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些生和死的意义。所以，这部小说的主题也不在于书写战争，它通过书写战争去呈现作者所思考的生和死。这是这部小说想要呈现的。

《捎话》 作者：刘亮程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8年11月

新京报：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迷人的角色“毛驴谢”，它可以听到、看到很多人所不能见的东西。在你之前的作品中对驴的描写也很多。为什么会对驴如此偏爱？通过塑造这一角色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刘亮程：“毛驴”一直是我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角色。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毛驴这个形象就不断出现在我的散文和小说中。我喜欢驴这种动物，因为它不同于别的动物，我感觉到它有神性，在民间传说中也有“驴鬼得很“的说法，驴是半个鬼。我平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毛驴，也觉得看不透它，毛驴经常会斜着眼睛看人。我认为，毛驴是一种半驯化的动物，它当然完全被人驯服了，给人当牲口，但是它经常会用自己的倔强对人发脾气。我老是觉得这种动物有思想，它会揣摩人，它顺从的同时也倔强。它也知道，人接受它的顺从，也会接受它的倔强。这种毛驴精神让我看到了一个动物在人世中生活的策略，它是有精神的，有灵魂的，有思想的。

所以，我一直把这样一种动物安置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是在我的文学中安置一个人之外的其他生命的眼睛和心灵，让这颗心灵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向感受和感知这个只有单一的人的目光和思想的世界。

新京报：书封上有四个字“万物有灵”，你的写作也确实呈现了这个词所表达的状态，形成这种思想受到了哪些影响？

刘亮程：可能跟生活有关系。我从小生活在乡村，从小就在乡村万物中长大，能够更多地去贴近或者感受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和非生命。现在我回想起小时候，更多会想到的是包围村子的草木、荒野，我会更多回想到一年四季刮过村庄的风和它带来的声音，在风声中尘土的声音、木头的声音、屋檐的声音，还有天空的声音。

在这样声音的记忆中，我天生地就会感知到所有这些有声音的生命都是有灵魂的，因为我能听见它，我听见它的时候，它是一个生命或说一个灵魂在发出声音。这是我对万物有灵的一种个人感受。这样的感受也不断地被我得以加强，书写在我的文字中，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书写方式。

新京报：关于这本书不得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语言被我们用来交流、沟通，打破障碍，但如你所说，“语言是另一重夜”。它本身即是障碍。你如何看待这个悖论？

刘亮程：我是一个使用语言、用语言创作的人，语言是我唯一的表述工具。但是，当你用语言去描述事物的时候，当你试图通过语言达到某个层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语言的无能为力、语言的隔障。语言可能就是这样一种工具，它一手挖洞，去沟通；一手在垒墙，在隔绝，这就是我理解的语言，一个写作者心中理解的语言。

新京报：这部小说和传统的长篇有一定的不同，你是如何结构这部小说的？像是片段的连缀，但每个片段又有内在的连贯性。

刘亮程：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天生就是为我所讲的这个故事所生的。一部小说如何去讲、如何去结构，可能都有一个最适合这部小说的形态，就像我们为一个心灵找到一个身体一样，小说的形态就是这部小说灵魂的一个外貌、一个外形。它只能长成这样。这部小说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有要表述的这些内容，它就天然地有了这样一种形态。只能这样去解释。

传统长篇小说千奇百怪、样式繁多，《捎话》有它的不像之处，可能也有像之处。它就是一人一驴穿越战场，再从战场回来，走了一个回头路，然后小说就完了。关键是，发生在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小说线索中的那些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才是这部小说要说的。小说故事只是一个引子而已，引导作者去完成比小说故事更重要的背后的故事。这就是我所说的，故事要捎带故事，一个故事把另一个故事捎带出来。

新京报：你以散文成名，后来开始写小说，你觉得散文和小说的写作有哪些不同？在这种文体的转换中有困难吗？

刘亮程：我对文体没有自觉的意识，至少在我前期的写作中，我一直都不在意文体的。我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我也不认为我在写散文。事实上，《一个人的村庄》刚出来的时候，也有评论家把它当作小说去研究。《一个人的村庄》每篇单看可能都是散文，整体看，它或许也是小说，因为它有一个贯穿始末的主人公，就是那个第一人称的“我”。这本书写了一个人，写了一个村庄的命运，它是散文吗？也没有这样的传统散文。

《虚土》 作者：刘亮程 版本：果麦文化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7年12月

后来写《虚土》的时候，我也没有把它明确当成散文或者小说去写，只是把它写完了。写完后，出版社说这是小说，我说那就当小说发吧；后来再版的时候，另外一个出版社说这应该是散文，我说那就当散文发吧。所以，《虚土》当小说出版过一次，当散文出版过一次。《虚土》是我写的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既像小说，又像散文，但我觉得它更像诗歌。我写那本书时找到了一种诗人的感觉。

当然，《捎话》这本书就是纯粹的小说了。尽管有文体上的跨越，但从《一个人的村庄》开始我所营造的那个文学的世界，在这本书中还是得以延续，那样一个灵性世界，那样一个观照了人和人之外世界上所有的声音的世界，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整的、系统的、完美的呈现。

《一个人的村庄》 作者：刘亮程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

新京报：你的写作一直关注乡村，关注自然，你如何看待城市写作？

刘亮程：每年都有那么多长篇小说被写出来，大部分还是乡村题材。可能有一些青年作家，涉猎城市题材的比较多。城市经验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积累。尽管我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城市对我来说可能还是陌生的，我可能还是没有从心灵上接受城市。但我想，有关城市的文学作品肯定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城市家园，终有一天也会收留我们的灵魂。

新京报：乡村或者自然，对你意味着什么？

刘亮程： 乡村是我把半生扔在那儿的地方，是我的祖先千秋万代生于此死于此，并将这种生活文化传递给我的地方，我在那儿获得了成长，获得了看这个世界的眼光，获得了所有早年的生命体验和记忆的地方。而那个乡村又天然地在自然之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只能去写那个在自然中的乡村。

新京报：建立了一个木垒书院，是基于怎样的想法？对它有怎样的希求？

刘亮程：当时在村子里买了一个老学校，原计划是在那儿养老的。不是还没老嘛，老还要再过一些年，不能闲着，就做了一个书院。做书院也是中国文人的情怀。我们古代的文人，凡是有点想法、有点能力的，老了都会做一个书院。或者开一个私塾，带几个学生，或者开一个书院，做一个道台，带一些弟子，坐而论道。这是中国文人的情怀。我们那个书院也是这样，尽管也没有真正发挥一个书院的功能，每年有一些文学和艺术的培训，更多的时候只是作为一个个人生活的场所。

新京报：看来你对中国传统文人的作风是向往的。

刘亮程：是的。我想，不管我们生在多么现代的社会，随着年龄的日增，它（传统）有一种吸引力，会把我们吸引到古代文人的那种生活和理想情怀中去。我不见得会完全接受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但是，肯定跟他们有心灵和情怀上的联系。你会天然地觉得，你会跟着他走，这条路符合你的精神追求。

选自《新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