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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年华

来源:《青年文学》2019年第3期
作者:莫华杰
发布时间:2019.03.15

莫华杰:一九八四年出生于广西钟山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花城》《山花》《天涯》《芙蓉》《芒种》等文学刊物。参与影视作品编剧、导演若干。现居东莞。

小学毕业后,我没办法去读书了,身上的病痛越来越严重,几乎要拄着拐杖走路。当时,我已经十五岁,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见过我的人,都诧异我的脸如此瘦小。三姑说,你的脸还没有大人的巴掌大哩!我很怕照镜子,像照妖镜,露出一猴来,不用做任何表情,已然是鬼脸。尤其是下巴,像削尖的木桩,洗脸时感觉硌手。

面相单薄,看上去不像有福气的人,父亲以为我这辈子注定是个瘸腿的,于是给我的人生做了长远打算,等我成人懂事后,就把衣钵传给我,好有一技之长,不至于单身终老或饿死村头。当时心里充满了恐惧,一是恐惧自己真会成为瘸腿的,那活着有什么意思;二是恐惧父亲会把衣钵传给我,那么我的一生,将会看到许多地狱般的情景。

父亲是位乡村祭师,假如我把他那套手艺学到手,这辈子吃穿肯定不用发愁。之所以恐惧,因为祭师要跟死人打交道。人死之后,祭师要去主持丧礼,看山向、量坟地、念地契书、布棺下葬、杀公鸡涂棺材祭天等。最令人害怕的是迁坟,要开棺验尸,将骨骸一块一块地捡放到罐子里,有些老人才过世两三年,因某种原因要迁坟,那时尸体肉身尚未腐化……你无法想象把一具干尸拆开放到罐子里的骇人场景。我天生胆小,不是个硬气的人,每当想到这种事情,便整夜整夜地做噩梦,以至少年时光有大半是在恐惧中度过的。

除了恐惧,伴随我成长的还有药,各种各样的药,阴魂不散地缠着我,像刑具一样阉割我的生活。多年后,回忆少年时光,我的舌苔总是泛起一种中药的苦味。那个曾经与我相依为命的药罐子,里面布满了黑霉般的药垢,仿佛隐藏了事情的真相。心怀不甘的母亲,将药垢刮下来,用纱布包裹,放在炭火上烤热,敷在我的腰间。母亲的手紧紧地捂住那个滚烫的药囊,像捂住她颤抖的心脏。我知道,母亲的心痛胜于我体痛的一百倍。我想,她不应该生下这样一个不争气的儿子。

我落下一身病痛成为瘸腿的,不能怪别人,那是自己年少无知练武功留下来的后遗症。

病痛是在一九九五年的冬天犯的。父亲把十一岁的我带到县人民医院做检查,确诊为盆骨变形。但不知为何,打针吃药总不见效果。医院费用极高,一次要花上百块钱,农村家庭一个月也未必有这样的收入,哪能供得起我进医院。于是我只能待在家里,改用乡下的土药偏方进行治疗。

母亲四处给我找偏方,一来偏方物美价廉,二来只有偏方才容易发生奇迹。每次县城赶集,母亲就在老街古巷摆药的摊子上来回打转,挨个挨个地询问,她在寻找一位隐世高人,寻找一味灵丹妙药,仿佛我的命中就差那一剂药。但那个药藏在哪里,谁也不知道,像命运一样深不可测。

父亲并不相信好端端的我会突然成为一个瘸腿的,他认定是太爷坟前一块礁石坏了我的命运。太爷葬在江边,自从寨子北面建了水电站,将上游的水位拦截,江水瘦下去,对岸露出了一块有两张圆桌大的礁石。礁石的背部长有石尖,像一把匕首,正对着太爷的墓碑。父亲和五叔商量,要把礁石弄掉。

一个深秋的傍晚,父亲带着我,和背着炸药的五叔一起撑着竹排到江的对岸。我至今仍记得那块耸起的连体礁石,就像一对驼峰,被激流冲打,溅起一串串的水花,仿佛一只骆驼在水中游泳。我不敢相信,这块与我素不相识的礁石能决定我的命运。它千年之前就已经在水中,只是因为水浅露出了面目,竟然被父亲视为天地乾坤的障碍物,要毁掉它与生俱来的模样。

五叔拿着炸药,缠在礁石尖上,又搬来一些石头将炸药压住。导火线有半米长,足够我们跑出很远。在几百米远的沙洲草丛,我们像做亏心事,匍匐在地上,不敢把头抬起来。过了几分钟,一记轰响,像巨雷碾过天际,大地晃动,清凉的秋暮被震得瑟瑟发抖,沙洲竹丛里的鸟儿惊啼而飞。夜幕被提前震落下来,江风吹得竹林和草丛发出哗哗响声,仿佛有无形的东西穿行,天地间变得影影绰绰起来。

我以为,威力巨大的炸药能把这座驼峰夷为平地,甚至拔根而起,让它永远消失。没想到,炸药虽然不可一世,却不能撼动这块千年礁石,只是将它顶部的石尖炸裂。父亲和五叔拿着锤子,将石尖锤平,虽然做得不是很完美,但也算修了道。当然,我的病情不可能因此而好。

父亲的乾坤之术不能扭转我颓败的命运,母亲更是心切于找到古老的偏方,重塑我的人生。母亲找的偏方都是古怪的,神秘的。那些土郎中上山挖的中草药我至今都叫不出名来,是不是药也无从晓得。我只记得它们的味道极其古怪,有时熬中药,厨房的苍蝇闻到药味,都纷纷飞走。我疑心是驱虫用的。后来有一次,不经意间看到母亲在院子里挖了半碗蚯蚓,倒入药罐中,正巧被我撞到了。看到我吃惊的样子,母亲讪讪解释,郎中说蚯蚓是地龙,可以疏通血脉瘀气。我突然才明白,为何药里总是有一股呛人的土腥味。

比起古怪的中药,那些莫名的药酒更令人难受。按农村人的观念,伤筋动骨最好的办法就是搽药酒。药酒也是地方郎中泡的,除了树根藤条,不乏蛇虫虎骨穿山甲之类的。有一次母亲提了一款药酒回来,说里面放了盐,像腌腊肉一样,能彻底渗透到骨头里面,把病痛赶走。我尝试之后,发现加盐的药酒确实比不加盐的效果好。但是,盐药酒搽多之后,患处的皮肉被搓伤了,咸味渗到肉里去,仿佛骨头里的痛楚全部往外溢,皮肤的刺痛比骨头的酸痛更令人难受,疼得我面部扭曲,嘴里不停地吸气,还真像母亲说的“像腌腊肉一样”,这可是用活人当腊肉呢!

最痛苦的还是一种叫活络酒的玩意儿,味道极大,能把人熏得睁不开眼。我疑心它放了辣椒水和薄荷脑,这辈子都不想再闻到那股味道。活络酒搽多了,皮肤就会溃烂,但那溃烂是看不出来的,只能感觉患处的皮肤很干燥,很粗糙,摸上去像一片砂纸。然而,将活络酒往上面一抹。我的天啊,比往血淋淋的伤口上撒盐还疼,简直是酷刑逼供。我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音,但眼泪还是忍不住簌簌而落——不能擦眼泪,因为手上沾了活络酒,一抹眼睛,神仙下凡都救不了。我就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眼珠子像被活生生挖掉了,半天都睁不开。还有更隐晦的,大腿两侧的经络又胀又痛,也要涂活络酒。要知道,一个男孩的命根子就吊在那里,一不小心将活络酒弄到上面,那种痛苦真是无法言述。——绝不是什么“冰火两重天”。后来,读到二月河先生的《康熙大帝》,看到鳌拜逼供男人,用了一招“用猪鬃猛扎下身尿道”的酷刑,我顿时有一种莫名的感应,觉得应该就是这种痛苦。不久之后,我便得了一种怪病,撒尿撒不出来,像火烧了一样,我疑心是活络酒导致的后遗症——这是后话。

我的病痛是练习翻跟斗,把腰骨扭伤引起的,药酒有活血化瘀的功效,可以止痛,虽然走路仍是一瘸一拐,但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并没有瘫痪在床。因此,母亲更加坚信,只要有一款好的药酒,便能彻底治愈我体内的病痛。顽固的病情和母亲锲而不舍的偏方精神,给我的少年时光染上了神秘的色彩。

有一次,不知道母亲又从哪里听来偏方,往我的患处涂上药酒,点一把拜神用的香火,像蜻蜓点水一样,在患处轻轻地点烫起来。药酒在香火的点烫下发出香熏味,随着热气入侵体内,渗到了骨头里。一把香烧下来要半小时,患处被烫红了,再涂上药酒,我能听到毛孔发出吱吱的声音,像干渴的大地被雨水浇灌。然而,母亲烧香点烫,看起来不像治病,更像是举行某种神秘的仪式。每次香熏,窗户上便挤满了偷窥的小伙伴——包括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我听到他们小声地议论,看,又有鬼跑到他身体里去了!

点烫不起效果,母亲又总结一番,觉得酒药由外往里渗透,效果不好,应该由内往外推,才能把病毒逼出来。但是我太小了,不能喝酒,母亲就用药酒泡米,做成糍粑。糍粑呢,那可是过年才有得吃的,可是酒味极大,难以下咽。见我吃不下,母亲又用药酒煎鸡蛋给我吃,用猪尾巴、猪腰子等东西泡药酒炖给我吃。总之,在吃上面,我有口福也有折磨。长大后,我极少挑食,多亏了母亲的“调教”。

无论母亲的偏方如何神秘,手法如何诡异,并没有发生神奇效果,只能起到暂时止痛作用。父亲觉得我的病不一定是病,肯定是冲了煞。父亲想起来,我小时候没有“修花”,莫不是观音娘娘来索债了?

老家有一种叫“修花接福”的风俗,也叫“挂灯”,谁家生了儿子都要搞这一套。这是一项既“迷信”又有点“重男轻女”的法事,现在仍流传。简单来说,儿子是观音娘娘送过来的,不是有“观音送子”的说法嘛,也称“莲花送子”,就是观音娘娘摘了一朵莲花,把儿子放到莲花上给你送来了,你必须要感恩还愿,请赊佛佬念一夜经,把观音的莲花修好送回去,观音娘娘才会保佑你的儿子健康成长。

父亲请来了一班赊佛佬做法事。这种法事跟唱戏差不多,赊佛佬敲敲打打地念经,从晚上六点一直搞到半夜两三点才完成。作为主角,我必须要全程参与,在神坛前作揖拜神。好在中间有不少好玩的环节,并不觉得乏闷,例如赊佛佬穿着道士服摆仙步,吹牛角召唤神仙下凡,还有挂七仙灯还愿。最好玩的是赊佛佬要装扮成一个新娘子,穿上花衣裳,戴上假发和面具,手持扇子,在念经声乐中翩翩起舞。这个环节的寓意是:在诸神的保佑下,我以后能讨上老婆,不会打光棍。

自然,我的病痛不会因此而好,它既张胆明目,又嚣张顽固,赊佛佬的牛角号吹得再响亮,能把夜空穿透,却震慑不了病魔给我带来的刺痛。后来,奶奶又请仙婆来问神鬼,又请算命先生来看相,看看是哪路神鬼扯了我的后腿。这些大神一个个说得有板有眼,有说我犯了天神,有说我惹了鬼怪,都是些不好的兆头。不过有位算命先生倒是说了些好话,说我面相清秀,鼻梁高耸,是个有野心的人,长大后会赚钱。这种说法并不能给我带来安慰,对一个病中少年而言,最大的愿望无非是要做个正常人。我最关心的是病痛什么时候能治好,万一真成了瘸腿的,下地种田都难,哪里还能赚钱。

病情在这些大神的困扰下,越拖越严重。我心里太清楚了,我得的是骨伤,翻跟斗时把腰骨扭坏了,和那些八辈子打不上一杆的神仙恶鬼们根本扯不上关系。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秋收之后,母亲拿了几百块卖玉米的钱,带我去医院做检查。

我第一次去人民医院治疗,虽然查出盆骨变形,却没有治好。好马不吃回头草,母亲转道带我去中医院。母亲说,中医院有一些老医生,比神仙还灵,能妙手回春。到了医院,母亲先挨个挨个地查看坐诊医生,哪个医生最老就挂哪个的号。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中医给我看的病,听说我腰腿疼痛,老中医把了一下脉,开单子让我去做B超。我不知道B超是什么,进了房间,趴在床上,医生掀起我的衣服,在我腰间涂了滑溜溜的东西,拿着仪器推来推去。我以为是照腰骨,心想这样照下去,肯定知道我的腰为什么痛。哇,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我双肾上都长了好些结石呢!

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同时也高兴起来,说不定是结石引起的腰腿疼痛。老中医开了半个月的中草药,叮嘱我多喝水多跳动。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我撒尿时排出了不少结石。排结石是很痛的,那种感觉生不如死。我才明白,有一段时间我撒尿撒不出来,像有火柴烧着出尿口,极其痛苦,大概就是结石病作祟,并不是搽活络酒的原因。

当然,结石病治好了,我的腰腿疼痛并没有因此好,反而越来越严重,大约是排结石那段时间,我整天瘸着腿又蹦又跳又跑,把筋骨拉伤了。

因为生病,我读书成绩一落千丈,没考上重点中学,只能去读镇上的中学。该中学很乱,有很多本地烂仔经常打架,像我这样被人叫作瘸子的肯定受欺负。出于害怕,我复读了小学六年级,看能不能考到一中或师范附中。然而,只复读了半年,我便辍学回家了。那时我进入了叛逆期,觉得读书没意思,既要写作业又要考试,还要挨老师批评;又因瘸腿,内心自卑,不想去学校出丑;何况家里经济条件紧张,当时姐姐在读师范,哥哥读高中,弟弟读小学,我生病又花钱,一个农村家庭,就靠着几亩田地和养些猪过日子,早就被学费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读书,可以减轻家庭负担,父母也不勉强我。

辍学之后,除了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放牛。过了一年多,我渐渐懂事了,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像我这样腿有毛病的,到底要怎么个活法,总不能像六叔那样打一辈子光棍吧!

我们寨有两个腿有毛病的,一个是六叔,一个是我。六叔年轻时长得人高马大,相貌堂堂,有女人跑上门来给他做老婆,他竟然嫌人家长得不够漂亮,睡了几个晚上就赶跑了她。寨里人都说他是个作孽的人。果然,后来六叔进山砍柴,遇上了一场大雨。那场大雨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他淋雨回来之后,突然脚抽筋,怎么也治不好,成为乡邻四寨有名的瘸腿人,绰号“阿歪”。

腿有毛病就成了半个废人,扛不了犁耙,挑不了泥沙,只能做些轻松活儿。为了寻找人生出路,六叔决定养鸭致富。六叔养鸭还算勤劳,几百只鸭,每天赶到江里放养,风吹日晒了几年,攒了些小钱,幻想着拿这些钱去讨个媳妇。隔壁寨有个无赖欺负他是个瘸腿的,假装到江里游泳,三番几次偷他的鸭回家煮着吃。六叔去找那人算账,反倒被他欺负。六叔一怒之下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捅了无赖两刀,结果把多年养鸭攒下来的钱都捅掉了。从此之后,六叔不再养鸭,帮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闲时就四处晃荡,到寨口跟人下象棋,嘴皮子练得喷出油来,连老妇女都害怕。但有什么用,到头来还是打光棍。

六叔走过的路成了我的前车之鉴,养鸡养鸭致富是行不通的,耕田种地也不行,一般的庄稼汉都难娶老婆,何况是个瘸腿的——我可不想打一辈子的光棍;做生意呢,又没本钱,而且也不会算计;学手艺吧,学什么好呢,谁会收你为徒?当然,我也想过外出打工,那时打工已经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但打工对我而言就像读大学一样遥不可及。为啥,那时外出打工需要六大证件:身份证、毕业证、未婚证、健康证、务工证、边防证。像我这样只有小学文化的瘸腿人,外出打工简直是自寻死路。当然,实在没办法,我可能会接父亲的衣钵,但是一想到终身要跟死人打交道,心里不免戚戚然。

后来,我决定当作家。当作家绝不是受了什么事情启发,也不是受了什么名人影响(当时我并不知道有史铁生这样的作家),只不过是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就像有人想当医生,有人想当警察一样。读小学时,我的作文写得还算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读,便自以为有写作的天赋。说起来,那时的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个小学生,在信息封闭的山野乡村,见闻和学识都极其有限,根本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以为写几篇小文章就可以称之为作家。那时我连课外书都没有读过,对当代作家一无所知,甚至连四大名著是谁写的都说不全,更不要说什么外国文学了,那是闻所未闻的。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只能用天真无知来形容。

不知者无畏,既然立志要当作家,那就要多读书,才知道要写什么。然而我遇到了难题,没有零花钱。且不说买书要钱,就是想买一本作业簿或一瓶墨水,都得翻动角落,搜一些废铜烂铁卖掉。我不可能找家里人要钱买书,几姐弟的学费已经逼得家里借钱过日子了,还得养着我这个瘸脚的,怎么可能有闲钱给我买书。为了满足写作欲望,我于是把目光放到了江里。

我家临水而居,住在富江边上。江是从隔壁富川县流下来的,只有六十多米宽,冬天瘦水时更像一条河。江里鱼虾丰富,每天早上有鱼贩到埠头收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子弟想搞钱,只能来这套野路子。

听说我要到江里打鱼赚钱,父亲倒是很支持,给我买了几副渔网。那是很常见的胶丝网,下面有锡脚,上面有浮头,放在江里拦截,像蜘蛛网一样,鱼穿过去就卡住了。买了渔网,还要扎竹排。竹排好弄,自家种了很多腊竹,砍六根回来,刨皮晒干,用铁丝扎好就成。

爷爷是个老渔民,在他的指引下,我很快就在江里翻起了浪花。我们主要捕黄骨鱼和桂花鱼,这两种鱼很狡猾,白天躲在岩洞里休息,到了夜里才出来活动,所以渔民也要跟着昼伏夜出。

当渔民虽然不用像耕田种地那样下苦力,但也是个熬神的活儿,把网放下去,要在江边守夜。那时农村的风气很不好,有专门偷渔网的人;又怕夜里涨大水,把渔网冲跑了,所以守夜是当渔民最要紧的工作。夜里江边蚊虫特别多,天大地大,点蚊香是没有用的,一个晚上下来,胳膊和脖子都是疙瘩。最痛苦的是不能放隔夜网,江里有青苔和水藻,容易把渔网弄脏,渔网脏了就捕不了鱼。半夜时分,要起一次网,把鱼摘下来养到笼子里,洗干净渔网的水藻和青苔,再重新投放到江里。

夜里工作时要戴头灯,夏天极其痛苦,明晃晃的灯光在黑夜里格外刺眼,无数的飞蛾蚊虫扑过来,在四周萦绕。整个人被一股黑压压的蚊虫包围着,灯罩的玻璃被飞虫撞得叮当作响,眼睛鼻子嘴巴不时就有蚊虫钻进去,那种痛苦不言而喻。如果人类像蝙蝠一样吃虫子就好了,只需戴一盏头灯,张开嘴巴就有大把的虫子飞进来,从此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

当渔民的收入并不高,平均下来也就十几块钱一天。但在新世纪初,对农村小青年而言,也是一笔不错的收入。

我当了两年的渔民,因病情恶化而结束了打鱼生涯。当渔民整天和江水打交道,湿气很重,收网摘鱼时要一直弯着腰,下半身几乎是湿的,从没有干过。夏天还好,有时冬天也出去放网,水气寒冷,冻彻骨头,久而久之引发了关节炎。但是,通过打鱼有了钱,自己可以买药控制病情,不用再找家里要钱。

我不敢去医院拿药,因为医院是花大钱的地方。我只能去县城的药店,跟售药员说自己的病状。售药员不是医生,在他们的推荐下,我吃了各种各样的药,那种强身健体的补肾药没少吃,吃得浑身冒火流鼻血。还有什么治心悸的药,我也不知道跟腰腿疼痛扯上什么关系;又有说我是血脉淤塞,让我吃“步长脑心通”,配什么“血蝎胶囊”;更搞笑的是吃“排毒养颜胶囊”,说我体内毒太多了,结果那段时间害我不停地拉肚子。也有让我吃补血药品,说我血气不足,经络不通;最离谱的是有个售药员向我推荐脑白金……天可怜见,我成了药罐子。

除了买药,我也去找偏方。县城路边常有卖假药的摊子,吹得神乎其神,我很容易上当。有一次听说吃蛇血可以治骨痛病,我便让寨里一位专门捕蛇的兄弟帮我捉一条蛇。我属鼠,天生怕蛇,不过地方上有一种红肚蛇,没有毒的。那位兄弟帮我抓了条一米多长的红肚蛇,我用松紧带勒住它的脖子,挂到墙上,拿刀子割断它的尾巴。我咬住蛇尾,用力地吸,只有一股腥味,却吸不出一滴血来。但我不死心,又用刀片将蛇尾伤口切大,接着使劲吸。蛇拼命地扭动着身子,垂死挣扎,两只眼睛突出来,死死地盯着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能忘掉它的眼睛,真的,那是一种可怜兮兮的、绝望的神情,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我,和我绝望时的眼神一模一样。当然,那条蛇并没有被我放生,后来我残忍地剖开它,取出蛇胆咽下去,再剁成小段,放到煲药的瓦罐里熬汤,吃到了肚子里。

天天吃药,对身体肯定是有摧残的。我的体质越来越虚,抵抗力也越来越差,最后吃什么药都没效果,腰腿疼痛令我走不得路,终于瘫痪在家里。

看到我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家人还能说什么,只能唉声叹气。那是二〇〇二年的清明节前,还没进入春耕,母亲让父亲带我到医院再做检查,看到底是什么病。第一次在人民医院检查,说是骨头变形,并没有治好;第二次在中医院检查,说是结石,也没有治好。母亲说,去医院验血看看,病了这么久,连血都没有验过,都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

父亲踩自行车载我去县城。这次去的是镇上的城厢医院,在县城的东北边。医院的院长姓黄,是隔壁寨的,和父亲相熟。

父亲带我去找黄院长。黄院长了解了一下情况,安排一位医生给我坐诊。医生带我去抽血化验,结果显示是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我看不懂,医生说指数很高,相当严重了。当然,一个少年患上这么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是很可疑的。医生问我情况,我如实说了,先说是怎么腿痛,又说打鱼的事情。医生以此推断,应该是在打鱼时没保养好,湿气进入体内,引起了炎症。

接下来,又是一系列的打针吃药。打的是吊针,每天两瓶,要打一个星期。医院费用高,一次要花上百元,父亲很心疼,说给我治病的钱足够我读完高中了。

打了一周的针,重新验血,医生说差不多了,只需再打最后一针就行。最后那一针是非常痛苦的,好像叫什么“封闭针”,就是药液从冰箱拿出来,还是冷的,抽到注射器里立马扎到屁股上,不能透气,一透气药效就没有那么好了。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女护士拿着针筒吸完瓶里的液体,叫我咬紧牙关,像放飞镖一样扎到我的屁股上,一股冰冷的液体在屁股瞬间炸开,仿佛血管爆炸,痛得我全身发抖,坐了几分钟才能站起来。

打针吃药那段时间,效果非常显著。我不仅腰腿不痛,就连走路也不瘸了,虽然样子很难看,有点摆晃,像刚学走路的小孩,但毕竟是正常步伐啊!我高兴得跳起来,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的病治好了。家人也倍感欣慰,没想到只是风湿病而已,还以为我得的是疑难杂症,会当一辈子瘸腿的。

我们都高兴得太早了。断药之后,没到一个星期,我的病痛又复发了,虽然不是特别严重,但走路又一瘸一拐的。父亲又急又气,既怪我不争气,也怪医生不高明,花了这么多钱,竟然没有根治。父亲带我去找黄院长。黄院长叫了给我治病的医生过来。医生拿着血液化验单,语气有点急,像被冤枉一样。他不知道我的病情复发了,我们跳过他直接去找黄院长,有点告状的意思。医生把化验单递给黄院长,语气非常坚定地说,确诊是风湿和类风湿关节炎,百分百没错!黄院长看了一眼化验单,没说什么,让医生出去了。后来,黄院长半仰着头,抽着父亲递给他的烟,一副发呆的样子,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的心揪得紧紧的,担心他会说出不乐观的话来。

沉默了半根烟,黄院长突然拿起笔来,在诊单上随便一写,撕下来递给父亲,说吃一下这个药试试吧。

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黄院长只是想打发走我和父亲,并不是真心想给我治病。他说话的语气和脸上的表情,怎么看都像是敷衍了事。何况,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诊断过我的病情,只是询问了一下医生而已。父亲对黄院长开出的药方也没有太大信心,走的时候,没有再给黄院长递一根烟。

拿药单去交费,我至今记得收费员,那是一个中年男人,左手有残疾,老是缩到衣袖里面去。父亲说,收费员打过越战,左手被打残了,回来后分配在医院收费。医院的生意并不好,一天也没几个病人。农村人都犟,生病一般都是靠熬,熬不住才去村卫生站,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进医院的。我病了这么多年,父母也才带我进过三所医院,可见农村人对医院有多“敬畏”。收费员闲得慌,用一只手对付工作就绰绰有余了,大部分时间都是无聊地抽烟。我当时羡慕极了,心想假如我成了残疾人,也能有这样一份体面工作,那该多好,这辈子定然不会打光棍的。

父亲把诊单递进去,收费员看了一眼,连计算机都没用,说药费二十五元,开单诊费一块五,一共二十六块五。交了钱,去药房拿药。一个光溜溜的药瓶子,连盒子都没有,上面印着古怪的文字。我学历有限,以为是医学文,只看懂了几个字,瓶盖上印着“塔牌”,瓶身印着“风湿骨刺丹”,都是繁体字。一瓶药三十粒,每次吃两粒,每天三次,刚好吃五天。

我抱着试药的心态,将就着吃,反正常年吃药,破罐子破摔,只要吃不死人就行。没想到这款药竟然有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我只吃了两天,腰腿一点都不痛了,走路也正常了,比打针效果还好。吃完一瓶,父亲又带我去找黄院长开药,黄院长开了两瓶,说吃完了停一段时间看看,如果没事就不用再吃了。

就这样,我回到了正常人的生活,简直神奇到不可思议。至今,我仍把这款药看成是一剂神仙药,它在我心中已然超出了一款药品的范畴,仿佛它是命中的一个定数。

后来,我去广东打工,旧疾复发,四处寻找这个药,才知道这款药是从日本进口的,那些我看不懂的古怪文字,并不是什么医学文字,而是日文。这款药在市面上卖的基本是假货,包括很多正规药店,都是藏着卖,不敢摆出柜台,当你去询问时,他们才会从暗箱里拿出来。有些药店没有“塔牌风湿骨刺丹”,就会推荐美国“旗牌风湿骨刺丹”,说比“塔牌”的效果还好。我吃过不少类似的假药,毫无效果。也专门托人去香港买回来,听说香港是没有假药卖的,但吃了也是没有一点效果。

有一年,我特意回老家的城厢医院,专程购买这款药。医生诧异地看着我,说这款药早就停售了。这样一来,让我愈加怀疑,仿佛这款药只为我存在,完成使命后,它便遁入时空深处,消失不见了。

从十一岁到十八岁,整整七年的瘸腿生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是沉重的生命负担。一个人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是在少年时期,他对外部世界越认知,内心世界就越敏感,心理变化和性格发展,将会影响他的一生。在决定性格成形时,我饱受病痛折磨,虽然病痛能带给我意志上的磨炼,但更多的是心理上的阴影。一个少年的自尊心是倔强的,是无知的,也是脆弱的。因为无知,很多事情便想不通,思想和观念十分窄小,很容易受到伤害,就会形成一种偏执。

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自卑。许多朋友说,我自卑得有些过分了,和别人说话时总是低声下气,看着就像拍马屁,没有一点人生底气和自我性格修养。我也不想这样,但没办法,这是少年病痛留下来的后遗症。在我眼中,任何一个走路正常的人都活得比我有尊严,活得比我高出一个层次。

病痛治好之后,我才有了生活的底气,整个人焕发出一种勃勃生机,仿佛生命才刚刚开始。以前的生活,就像关在阴暗潮湿的地牢里,现在终于被放出来了,见到了生命的阳光,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有时走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想起自己不再是个腿有毛病的人,那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叫人直想流泪,想放声大吼。没有经历久病初愈的人,大概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的。

人一旦有了精神,做什么事都来劲,我的写作也焕发出某种魔性的力量,涌出前所未有的灵感。这年的春耕忙完,农民们进入了小闲季节,只有一些拔草施肥看水的活儿,我于是自告奋勇要去放牛。

当作家的梦想,我一直羞于向人说起,仿佛见不得人的秘密,连父母都不让知道,怕他们骂我是“癞皮狗,不知丑”;有时也会天真地想,等自己写出来了,突然出书,让父母大吃一惊,那才叫好玩。所以,我平时写作就像做贼,偷偷摸摸地写。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借着放牛的幌子去野外创作,成为那时最大的人生乐趣。

当渔民那两年,我买了许多书,一套“金庸集”,一套“古龙集”,还有一套“李凉集”,除此之外,梁羽生、柳残阳、卧龙生、步青云、剑宗、戊戟等作家的武侠作品,也零零碎碎地堆在房间里。也有“四大名著”和《聊斋志异》。但以我的文化程度,看“四大名著”相当吃力,《红楼梦》极难读进去,《三国演义》也招架不住,只能看懂《水浒传》和《西游记》。最难读的还是《聊斋志异》,那完全是深奥的古文了,没一篇能看懂的。

我怎么会突然有这么一堆书呢?得要感谢和我一起打鱼的华章大哥,他是一位金庸迷,我从他口中得知电视剧《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是金庸写的,于是激动地跑去县城找金庸的书。但是新华书店并没有其作品卖,真是奇怪,难道金庸的书好卖,都卖断了?后来才知道,县城一条老巷子有专门卖武侠盗版书的,便宜得很,因此书店不进武侠书卖,怕卖不出去。

好事多磨,我无意间闯入了老巷子,买到了盗版的金庸全集。老板向我推荐古龙的作品。我不识古龙,老板举列了几部代表作。那时正是电视剧《绝代双骄》和《小李飞刀》流行期,就凭这两部电视剧,我二话不说便买了一套“古龙集”。盗版书十块钱一本,有很大缺陷,尤其是金庸的大长篇,正版书分为四到五册,但是盗版书压缩在一本里面,至少丢失三分之一内容。古龙的作品除了《小李飞刀》和《绝代双娇》长一点,《白玉老虎》《萧十一郎》《情人箭》等都是一本齐的。哪怕系列作品《楚留香传奇》和《陆小凤传奇》,也都是一本一个故事,所以古龙的书更适合盗版。

即使买了严重缺陷的盗版书,也让我陷入如饥似渴的阅读状态。读这些书时,身上的病痛仍伴随着我成长,也正是痛病的存在,无时无刻不提醒我,教我不要忘记当作家的梦想,一定要努力才能改变命运。

病痛治好之后,我的写作陷入了疯狂状态。每天提着袋子,赶着水牛往野外走去。袋子里装着金庸或古龙的书,还有作业簿和钢笔墨水。我把牛赶到荒芜之地,越荒越好,甚至乱坟堆处,怕有人打扰我的创作。牛安静地吃草,我坐在树荫底下,先看一会儿书,润一润精神才开始写作。这种写作效率并不高,因为牛会跑,得要随时跟着。

我有过几次惊险经历。在树林里,牛自顾吃草,我摊开油纸坐在上面,把斗笠放到一边,背靠着大树,双腿曲起来,往膝盖上垫一本书,就可以写作了。因为投入,有一次一条蛇钻到了油布底下我浑然不觉。最恐怖的一次是我拿起斗笠,里面不知何时盘了一条眼镜蛇,正扁着蛇头,吐着蛇信子看着我,吓得我魂飞魄散。蛇是有灵性的,我一直疑心是因为我吃了它们的同类,引来了蛇的报复。

天天这样瞎写乱编,也能磨出一些经验来。到了秋天,小学生用的作业簿写了三十多本。我写的这本书叫《宫报私仇》,内容是一位江湖剑客被贪官杀死,为报父仇,剑客后人从小读书习武,混到皇宫当差,与贪官斗智斗勇。这个故事一看就是极其俗套的武侠小说思路,并不成熟。

家里没有书柜,又闹老鼠,我将写好的书稿编上序号,放到厢房衣柜的顶部。那是一般人拿不到的地方,需要架板凳才行。我想,这里绝对安全。

有一天外公过生日,母亲去祝寿,要给外公带鸡蛋。那时走亲戚都是踩自行车去的,一路颠簸,避免碰碎鸡蛋必须做好措施。农村人常用的办法就是给鸡蛋“穿上外套”,叠装到篮子里,防止鸡蛋互相磕碰。母亲四处寻找包鸡蛋的纸,她眼睛好尖,一眼就看到衣柜上的作业簿,于是踩着凳子拿了几本下来,问父亲这些作业簿有没有用。父亲看出是我的字迹,心想这小子都不读书了,那还有什么鬼用。当然,也因为我的字写得不好看,大多是在野外垫膝而作,潦草得要命,用父亲的话来说,比他的鬼画符还难看,基本看不懂。父亲只瞄了一眼,就将它们判了死刑。母亲把作业簿一张一张地撕下来,拿去包鸡蛋,一共撕掉了三本多。

当时我躲到外面的小屋子看书,中午回来吃饭,忽地看到沙发上有一本撕过的作业簿,字迹格外眼熟。拿起来一看,顿时五雷轰顶,眼前一片空白。我忙跑去厢房衣柜,把那一摞作业簿拿下来,按照编号一看,少了最上面的四本。少掉的四本是最新创作的,越写到后面越入味,那是近来的“得意之作”呢!

我火冒三丈,恨不得掀桌子砸东西。父亲见我一副被疯狗咬了的样子,就问那些本子上写了什么。我又不能说出心事,只是质问是谁撕了我的作业簿。父亲说出了真相,我立马找出舅舅家的电话号码,跑去寨口的小卖部打电话。接电话的人是表哥,他说我母亲已经外出串门,没见到人。我千叮咛万嘱咐,叫表哥务必帮忙转达,让我母亲把包鸡蛋的纸全部拿回来。

那天下午,我像丢了魂一样,没心思看书,也没心情写作。我怪外公不应该过生日,害我作品受损;又怪母亲是个文盲,也怪父亲没有认真读我的作品。一时间怨天怨地,时间却过得极慢,太阳跟我有仇似的,故意晃晃悠悠,半天没下去。放牛是要太阳落山才能回来的,才偏西,我就憋不住气,跑回去了。爷爷一看,牛肚子才半饱,气得夺过牛绳,又牵出去放养,还说要取消我的放牛资格。我无心理会,坐在门口等母亲回来,等待着奇迹发生。这种感觉就像当初母亲去县城给我找药,我瘸着腿坐在门口等她回来一样。

太阳落山了,才看到母亲踩着自行车,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回来。见到我,母亲竟然比我还火大,把塑料篮子往我面前一倒,像变魔术般,一群“鸽子”飞落下来,掉在我的面前。那些纸都是一团一团的,还保持着包过鸡蛋的轮廓。母亲生气是有原因的,客人送去祝寿的鸡蛋都放到箩筐里,鸡蛋越多表示寿星越受人尊敬,放了满满两箩筐呢!母亲去得早,鸡蛋放在箩筐底部,为了找这些纸,她要把鸡蛋全都拿出来。母亲没读过书,不识字,她怎会知道那些字是我写的作品。母亲整理鸡蛋时打烂了几个,因此憋了一肚子气,对她而言,这是一种羞辱。

母亲并没有把撕掉的作业簿全部找回来,我不得不重写。这是我写作生涯中第一次遭到破坏,难过得就像被人打了一顿,一连几天都茶饭不香。

这部《宫报私仇》只写了一半,我就外出打工了。这年的初冬,我跟着寨里的兄弟南下广东,踏上了梦寐以求的打工之旅。出门前,我把写好的五十多本作业簿放到了一个木箱里面,心想以后打工生活稳定了,再拿出来续写。后来家里建房子,从瓦房搬出去,住进了水泥楼。那时我混得极差,落魄得无地自容,连续两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哪里还会关心作业簿的事情。最终,它和我的少年时光一样下落不明,只留下无限的怀念。

尽管书稿不见了,但那股写作的冲动与激情仍留在我的体内,像生命的奠基石。回想少年时光,我总觉得有某种宿命暗合,假如不是这场怪病,我不可能立志当作家,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不可能有这样坚定的人生意志与信念,说不定半途而废。如果年少无病,我会像寨里那些年轻人一样,读完初中,早早出去打工,只想着赚钱盖房子娶老婆,不会把写作当成一生的追求。当然,我也极其痛恨这场怪病,害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药,把体质给破坏了。我现在才三十来岁,总觉得身体虚弱,不如别人强壮。最痛苦的是风湿病无法根除,我不能洗冷水澡,也有许多食物要忌口,每当气温骤变,天寒地冻,风湿病就会被激活,我的腰腿仍会疼痛,不及时治疗还会重新瘸腿。

冬天是个伤感的季节,风湿病总会如约而至,往事也会跟着涌现出来。那场长达数年的病痛,许多无法承受的细节早已化成阴影,经过漫长的时间压缩,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每次吃药的时候,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旧年情景,药片就像偷袭者的刺刀,暗藏了时间的杀机与命运的悬念,不断地逼迫我咽下来自少年的沉默与不甘。

记忆就藏在药片中,一瞬间的重叠,会使我突然停顿,突然颤抖,甚至会流泪。时间的凝固有时会让人感到沮丧。然而,面对那个曾经的自己,面对那些无法篡改的人生内容,我不想做任何挣扎。我知道,这是我的宿命,我也坦然于这样的宿命。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病痛也许是额外的生命修行,对于上天赐予的犒赏,我从文字上已经得到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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